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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德正是从康德那里学习这一切。69哈曼对于赫尔德原创性思想的形成也具有重大影响。至少不迟于1764年的春天，赫尔德与哈曼就已相识。赫尔德向哈曼学习英文， 两人合作试译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 并且一起学习意大利文。重要的是， 哈曼使赫尔德懂得了语言和诗歌， 哈曼拒绝一切抽象的模式， 而且注重经验和观察， 注重用感官和感情来把握事实。哈曼反对理性， 反复推崇我们的思维和想象的自然依据。哈曼认为中东的诗和东方的民歌都有着同样的根源及其独特的地方， 这些诗歌中表现出来的生活比理论更为重要。 哈曼的这些思想对赫尔德有很大的影响， 激发了赫尔德的创造天才。70 在伯林看来，如果说维柯只是想撼动他那个时代启蒙运动的支柱， 哈曼则是要摧毁这一支柱。哈曼的观点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基础上： 所有真理都是特殊的而非普遍的； 理性没有能力证明任何事物的存在； 它只是一个方便分类和组织材料的工具， 但它所根据的模式与实在并不一致； 所谓理解， 就是同人或上帝交流。71 哈曼的研究提醒赫尔德对特定的历史与文化现象保持敏感， 避免因为体系化和普遍化的冲动而使自己的敏感走向衰竭。正因为如此， 同哈曼一样， 赫尔德对粗糙的、不规则的、由感觉、想象、宗教启示、历史、艺术所提供的、并不总是可以描述的资料有自觉的反应。赫尔德拒绝为了能够预见和控制它们， 而将经验的异质之流导向同质的统一体， 将它们分类， 置于理论的框架之中。72 1768年， 赫尔德从邓尼斯（ Michael Denis） 那里获得了一份Die Gedichte Ossianseines alten celtischen Dicters, 这本书主要由麦克菲森（ James Macpherson, 1736—1796） 的《莪相的诗》组成， 其中附有切萨罗蒂（ Melchiorre Cesarotti, 1730—1808）为麦克菲森的意大利文译本撰写的注释， 后来由邓尼斯负责翻译。切萨罗蒂的注释主要依据维柯的《新科学》， 特别是维柯关于诗歌和历史的理论。经由这些注释， 赫54尔德接受了维柯的两种观念， 后来成为其哲学的基石。第一， 社会发展具有不同的历史时代， 每一个时代都是从前一个时代自然发展过来的， 历史具有连续性。在赫尔德看来， 事物之间相互依赖， 并且从另外的事物中产生出来。祖国来自于我们的父辈， 它唤醒了所有在我们前面的浮华生活的记忆， 这种观念很快就具有了巨大的民族意义。第二， 每一个历史时期形成独立的文化实体， 它的不同部分是相互整合并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每一个民族与任何其他民族是有机的不同， 每个民族渴望掌握自己的命运。73 此外， 维柯在《新科学》中指出， 一个民族远古的神话、歌谣是一个民族的真实历史。这对赫尔德理解认识神话、歌谣等的历史文化价值以及民族意义产生了深刻影响。 赫尔德悲叹于德国贫穷、饥饿、为他人所鄙视的事实， 讲日尔曼语的人四处流浪， 流亡到英国、美洲、俄罗斯以及斯拉夫地区， 富有天才的艺术家和发明家被迫离开自己的故乡， 尽管如此， 他依然认为掠夺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他梦想自己的祖国恢复统一， 梦想自己的人民与其他民族生活在和平和友谊之中。在他的《促进人道》一书中， 他提出七个和平纲领， 其中有厌恶战争、较少崇拜英雄主义、厌恶虚伪的国事艺术、文明的爱国主义、以及对于其他民族的正义感等等。1764年， 赫尔德到里加的一个教会学校任职， 很快就在讲德语的上层社会中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里加作为一个港口城市， 多人种聚居， 多文化交融， 扩大了赫尔德的眼界， 使他毕生都保持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视野， 他参加里加当地人（ 拉脱维亚人） 的节日活动， 看他们跳舞， 听他们唱歌， 农民独特的生活习惯、衣着、装饰引起了他极大的注意， 在他心中萌生了要发现和提升本民族财富的愿望。74 赫尔德的作品充满着深刻的人道主义关怀和关于后代幸福生活的向往。某种程度上， 赫尔德与马克思一样，在他看来， 那些压迫剥削他人、将自己的制度强加于他人的人， 是他们自己的掘墓人。75正是这位伟大的思想家， 他毕生搜集整理研究民歌、探讨民族精神、建构历史哲学等等， 对于德国民俗学的形成具有关键意义， 并使德国民俗学发展出了一条与英美民俗学不同的学术路径。“英美民俗学研究作为学者绅士的业余活动， 是受风俗、习性以及口头传统这些被称为大众的古代历史———1846年重新命名为民俗学———的影响。随着19世纪后半叶进化论人类学的诞生， 以及强调民俗事象是农民从维柯、卢梭到赫尔德55民俗研究2007.3当中的古代实践与信仰的残余， 民俗成为泰勒（ Edward Taylor） 、朗（ Andrew Lang）等人主要关注的对象。从此， 英美的民俗学家花费大量时间研究遗留物、过去的历史建构或者当今民俗的历史形态。但在欧洲大陆， 严肃认真的民俗学研究开始得更早， 并形成了另外一条路径。在这里， 一开始就直接与浪漫的民族主义的出现相联系， 在这场运动中， 热心的爱国学者寻找过去的民俗记录， 不仅仅是为了了解历史上的人们如何生活———主要兴趣在于古代历史， 而主要是为了发现重新塑造现在，建构未来的‘历史的’模式。76 ” 赫尔德的著作为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者所熟知并对他们产生影响， 更直接的是因为他对民歌的搜集、整理与研究。赫尔德对于民歌的兴趣， 与民俗学史上几部重要的伪民歌集有关。1760年， 麦克菲森（ James Macpherson, 1736—1796） 出版了《古诗残篇》（ Fragments of Ancient poetry collected in the Highlands of Scotland andtranslated from the Gaelic or Erse Language） , 1962年发表了《芬歌儿： 一首英雄叙事诗》（ Fingal:An Ancient Epic Peom） , 1763年发表《帖莫拉》（ Temora） 。1765年， 麦克菲森以《莪相之歌》（ Poems of Ossian） 的名义将上述作品整理成册出版。同年，珀西（ Thomas Percy, 1729- 1811） 出版《英诗辑古》（ Reliques of Ancient EnglishPoetry） 。77 赫尔德对《莪相之歌》以及《英诗辑古》推崇备至， 对珀西的灵感大加赞赏， 他本人还翻译了珀西《英诗辑古》， 并且写作了《关于莪相与古代民歌的书信摘要》一文， 虽然直到1773年才发表在《德意志文艺杂志》。1766年， 赫尔德发表《关于近代德意志诗歌的断想》， 明确表示反对理性主义的诗学， 认为不应该把抒情诗看作是教养和思想丰富的知性的结果， 而应该把“审美力原则”作为诗歌评论的标准。 赫尔德指出， 应该在诗歌语言的早期阶段寻找民族文学的伟大诗歌， 他极为推崇荷马的有节奏的诗的语言。但他并没有把荷马作为一种固定的标准， 而是从荷马的时代和环境来历史地看待荷马。他号召搜集口头流传的民族诗歌， 强调指出， 口头流传的民族诗歌不仅是历史的珍品， 而且是美学的珍品。正是在这本书中， 他第一次强调了民歌的意义， 并开始注意莎士比亚和古代德意志诗歌。78 赫尔德关于诗歌创作以及民族诗歌的思想， 极大地启蒙了歌德。赫尔德向歌德指出， 语言和诗歌是世界性和民族性的天赋， 民族诗歌的天空中并不只是闪烁着少数几颗星星， 还有《圣经》、荷马、莪相和莎士比亚， 这些令歌德感叹不已， 歌德开始搜集阿尔萨斯的民56歌。此后， 赫尔德还发表了《论中古英国和德国诗歌的相似性及其他》（ 1777） 、《荷马———时代的宠儿》（ 1795） 等探讨民歌的论文， 并于1778年、1779年分别出版了他的《民歌集》第一、二部分。虽然莪相之歌等的真实性遭到怀疑， 甚至被认为是最早成文的符合条件的伪民俗作品之一。但是， 正如邓迪斯所说， 这件伪民俗作品显示出了它不可估量的影响， 它激起了全欧洲平民对诗歌的兴趣， 从苏格兰高地引出的口头诗歌的源流意味着， 史诗不仅来自古代， 同样可以来自现代未受教育的农民。由此开始出现浪漫主义、尚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奇特融合， 盛行于19世纪，并且一直相携发展。79 赫尔德正是这一浪漫的民族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