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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只会被人们向他呈显的这个传统的那些“合理”层面所吸引。那个“道”其实“指的是普遍意义上的道路、精神的正道，即理性（dieVernunft）”（卷4，第453页）。33更准确地说，在黑格尔看来特别了不起的是看起来影响着这个实体的那种三元的运动：“道（理性）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卷4，第455页）。他特别转述道：“这三元关系中的第一规定性是夷，第二规定性是希或轻呼吸，第三规定性是微或使者”；他还补充道：“这三个符号可能不是中文”，而人们将其与希伯来四词素组成的耶和华相比照（在希伯来文《圣经》中写作JHWH）。黑格尔这里接替了一个已经陈年的关于《道德经》第14和42章的带有欧洲思辨传统的诠释。耶稣会关于它的那些旧约象征性观念（figuriste）（即旧约象征说：该理论将中国古典文本及象征符号当作原本是中国人的真正启示的某种曲折反映，而中国人已经忘记了其意义）使之成为原初性三位一体启示的反映。在其1820年的论文中，何穆萨从某种历史的层面上，更确切地说是从传播主义（diffusionnisme）34层面上，对这个假设做了修改：传说游历了西方的老子恐怕是通过叙利亚接受了柏拉图或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影响。 黑格尔对这些说法兴趣不大，他更倾心于真正思辨的领域：“那个‘一＇为某种无规定者、虚空的抽象。为了获得生命和具体存在，它就必须被规定，此乃‘二＇，而‘三＇就是整体，即被规定性的完成”（卷4，第455－456页）。这种“在三位一体形式下进行的思想的初试”足以使道家们在中国的宗教世界里与众不同地证明他们优越于其儒家对手。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传教士偏向儒家，黑格尔对孔子及其学派始终保持着他居高临下的态度。他说，“孔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道德哲人，完全没有哲学思辨性”（durchausmoralisch，keinspekulativerPhilosoph）（卷4，第455页）。这是一个纯实用性思想家，而且旨在发展官方道德规定：“天这种自然力通过皇帝的权威而达到现实性（Wirklichkeit），它之所以与某种道德层面相关，乃是由孔子发展出来的。其学说与国家宗教相连。所有的士都得学了孔子才行。可是只有道家才专注抽象的思维”（卷4，第455页）。这样一来，这位传统上被人们通常当做典型的“国家哲人”的黑格尔，在此却对中国的国家思想家们并没有好感，反而对那些远离政治、专注思辨反思的原始哲人——即道士们情有独锺。 尽管黑格尔在他所看到的资料中对道士仪式实践的描写充斥着偏见，道家的这种智性特质却使它在黑格尔诠释的中国宗教中位高一等。因为，由于某种“意识本身的重现，这种对意识自我提供给沉思的要求”（卷4，第454页），“这种朝向内在性、朝向‘道＇、朝向纯粹抽象思维的向度便构成了向自然宗教的第二阶段的过渡”（卷4，第455页）。1827年时，这种高级形式仍是己内存在（Insichsein）的宗教，即佛教。 然而应当承认的是，黑格尔在精神演进中对中国宗教及其地位的一般论述表明，他对道教的这种提升只不过是相对的——无论怎样道士们都受到法术世界特征的限制：“在道教中找到的是进入思想即某种纯元素的某种过渡之始；但不应当以为在那里找得到一种高级的精神宗教基础。道的规定性，依然是完全彻底的抽象，生命原则（dasLebendigkeit）、意识、精神者似乎并非归于道本身，而是完全属于直接的人”（卷4，第456页）。换句话说，正如天的实现有赖皇帝的中介，道首先要由道士本身去再现，即老子或道士们。 当人们想要表明黑格尔对西方表述中国的历史有所贡献的特征时，习惯于草率地下结论，原因在于：一，他所掌握的是二手材料，二，他表现出来的极端“欧洲中心主义”，这尤其明显地表现在他〈历史哲学教程〉的综述中，而这一部分又常常被人们以脱离那个惟一能使之有意义的黑格尔概念系统的方式来阅读。 这样一种诊断当然无可厚非，但却颇不适当地将黑格尔的分析简化成为简单的观点，而放弃了尽可能贴近地去理解这样一个致力于将一种远离欧洲文化的思想体系纳入其理解力当中的哲学事业。与十九世纪其他观察家的看法正相反，黑格尔并不觉得中国的表征系统中有什么根本上荒唐怪诞的东西，因为在黑格尔看来它们已在精神同一多相的发展的过程之中。在他关于宗教哲学的一个精彩片段中，他谈及基督教之前的那些“确定的宗教”时说：“它们当然不是我们的宗教，但作为某种关键阶段，无论从属于什么，它们都不可能错过绝对真理，它们就包括在我们的宗教之中。在它们那里，我们不是在跟某种怪异的东西打交道，而是跟我们自己（demUnsrigen）。” 当然，黑格尔这种想把全部可思对象纳入同质性中的意愿，在今天看来乃是对特殊性与差异性的一种暴力。但我们也不应当否定此一部分在处理中国宗教世界这样一个复杂对象时的思辨力：它不仅使得黑格尔能够与其材料来源保持批判性距离，而且还使他能得出那样一些并非不值得当今史家和人类学家反思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诠释：如他对皇帝－法师的重建，便不难使人联想到现代理论关于中国上古文明中的王与萨满合一的说法。 （本文原载《中国学术》2001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