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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第一节 “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作为概念 据多年来民间文学研究者业已得到公认的说法，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民间文艺学[1]史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具体地说，其起点，是1918年2月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的成立，由刘复、沈尹默、周作人负责在校刊《北大日刊》上逐日刊登近世歌谣。此后，1920年冬歌谣征集处改为歌谣研究会；两年后创办《歌谣》周刊，出版了97期；再后，《歌谣》并入《国学门周刊》（后再改为月刊）；1923年5月24日又成立了风俗调查会。 近年来，随着“重写文学史”的呼声的日高，一些文学史家提出了“20世纪文学”的概念。几部题为《20世纪文学史》的著作相继出版，以“五四”为开端的现代文学史的格局，正在失去大一统的地位。文学史写作的这种思路的出现，也给民间文艺学史的研究以启发：“20世纪民间文艺学”这一概念是不是更切合科学的真实？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滥觞，实际上确比“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早，应在晚清末年。从文化发展的一般道理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划时代的，但它不是突发的、孤立的事件，而是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新思潮积累到一定程度才爆发起来的。从20世纪初起，严格地说，从1898年维新运动及其失败之后，西学东渐，对抗传统的新思潮一浪高过一浪。政治领域里改良派发动的维新运动和革命派发动的推翻帝制的革命运动，文化领域里旨在对抗旧传统而兴起的白话文、通俗小说等文化浪潮，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铺垫和积累。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正是在晚清的改良派和革命派这两股势力从政体上和文化上改变中国传统社会的情况下肇始，而在“五四”运动爆发及其以后，汇入了文学革命的洪流中去，成为文学革命的一支的。 晚清时代，中国的政治处在激烈的动荡和变化之中。文学史家陈子展先生在其《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一书中说：“所谓近代究竟从何说起？我想来想去，才决定不采取一般历史家区分时代的方法，断自‘戊戌维新运动’时候（1898）说起。……中国自经1840年（道光二十年）鸦片之战大败于英，割地赔款并开五口通商；……尤其是1894年（光绪二十年）为着朝鲜问题与日本开战，海陆军打得大败，以致割地赔款，认罪讲和。当时全国震动，一般年少气盛之士，莫不疾首扼腕，争言洋务。光绪皇帝遂下变法维新之诏，重用一般新进少年。是为‘戊戌维新运动’。这个运动虽遭守旧党的反对，不久即归消灭，但这种政治上的革新运动，实在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变动，也就是中国由旧的时代走入新的时代的第一步。总之：从这时候起，古旧的中国总算有了一点近代的觉悟。所以我讲中国近代文学的变迁，就从这个时期开始。”[2] 有学者指出，陈先生的指定未免过于笼统。认为，中国新文学的起点不是“戊戌维新运动”，而是它的失败之日。[3] 维新变法虽只有百日，但维新运动的彻底失败，在1900年。应该承认，这个修正是有道理的。“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之后，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的思想变得深沉而活跃了。西方的或外国的文化思潮对中国知识界发生着重大影响。失败后逃往东京的梁启超后来说：“既旅日数月，肆业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4] 说明了维新运动失败之后知识界思想界所起的变化。中国文化从此真正进入转型期。中国的现代民间文艺学，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政治情景下和文化转型期里产生的。 关于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滥觞期的时限问题，民间文艺学界早就有人在思考，并且早已提出新的见解来了，不过由于当时社会政治时机的未成熟和表述语言的欠明确，而没有受到学术界的注意和响应而已。钟敬文早在20世纪60年代写作的三篇关于晚清民间文艺学的文章，较早地提出并论述了这个问题。[5] 时过40年后，他在《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中说：“其实，严格地讲，中国的科学的民俗学，应该从晚清算起。”[6] 我很赞成钟敬文关于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晚年他的学术立场从民间文艺学转向了民俗学）的肇始的见解。1992年12月15日，中国俗文学学会在北京大学召开的纪念《歌谣》周刊创刊70周年暨俗文学学术研讨会，笔者在向大会宣读的题为《中国民俗学的滥觞与外来文化的影响》的论文里提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运动，是在本世纪初一批眼界开阔、知识深厚、思想进步的哲学家、历史家、政治家、外交家们掀起猛烈的反孔运动，抨击摇摇欲坠的中华帝国的种种弊端，呼吁参照西方社会模式改造中国、疗救中国的新思潮和启蒙运动中诞生的。我把较早地接受了日本和西方民俗学熏陶的周作人为所翻译的英国小说家罗达哈葛德和英国人类学派民俗学家安度阑俱根据神话合作撰写的《红星佚史》一书（商务印书馆1907年11月，上海，《说部丛书》第78编）写的序言，认定为中国最早出现的民间文学理论文章。[7] 1995年5月，正值对中国民俗学运动、特别是开民俗学田野调查之先河的1925年顾颉刚先生一行的“妙峰山进香庙会调查”70周年时，中国旅游文化学会旅游民俗专业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中国民俗论坛”学术研讨会，我再次捡起这个三年前作过但意犹未尽的题目，作了一篇《世纪回顾：中国民俗学面临的选择——为顾颉刚等妙峰山进香调查70周年而作》提交大会。[8] 在该文中，我根据马昌仪在《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中提供的材料，修改了以前的看法，把蒋观云（智由）发表于1903年《新民丛报•谈丛》第36号上的《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指认为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最早的论文，于是把我认为的中国民间文艺学发端的年代提前到了1903年。到20世纪末，陈建宪的《精神还乡的引魂之幡——20世纪中国神话学的回眸》一文，也持这种说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