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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民间文艺学流派的消长 在回顾和梳理已经逝去的20世纪百年民间文学学术史时，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把民间文艺学看作是人文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那么，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发展史上有没有出现过流派或学派？如存在着和存在过流派或学派的话，都是些什么流派，其代表人物是谁、代表作和主要观点是什么？什么时候形成的，后来的发展状况怎样？等等。流派的消长，将是笔者对百年民间文学学术史进行梳理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基本的视角。 在判断和考察百年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的学派或流派以及研究这些学派或流派的消长时，笔者所遵循的是以下列四个方面的原则：一，学派或流派是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的）产物，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必然催生学派或流派的出现，如果这种社会条件变化了、不存在了，与其相适应的学派或流派也就衰落了、或消亡了；二，不论是否自觉，大凡学派或流派必然拥有一个基本学者队伍，这个队伍阵容一般是由小到大逐渐发展起来的；三，大凡称得上学派或流派的学者群体，大体会有他们共同的纲领或共同的学术理念；四，大凡称得上学派或流派，肯定有其代表性著作。 笔者认为，中国民间文学百年学术史上，在学科内部，大体上有两种思潮：一种是以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文学价值观为引导和宗旨的文学研究和价值评判体系；一种是以西方人类学派的价值观和学术理念为引导和评价体系的民俗研究。这两种思潮几乎是并行地或错落地向前发展，既有对抗，又有吸收。而在学科外部，由于民间文学属于下层民众所传承的文化，始终受到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上层文化的挤压，虽有一大批文化名流的不懈提倡，但始终未能获得像西方社会那样的人文条件，民间文学始终处于被压抑的地位。具体说来，一部百年学术史上，并非由一种流派或一种思潮一以贯之，而是存在过若干的流派，这些不同的流派之间也互有消长。大略说来，前50年，除了断断续续延续几十年之久的“民俗学派”[16]而外，至少还出现过以乡土研究为特点的歌谣研究会；以沈雁冰、鲁迅、周作人为代表的“文学人类学派”；以顾颉刚、杨宽、童书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神话学；以凌纯声、芮逸夫、吴泽霖等为代表的“社会—民族学派”；以郑振铎、赵景深为代表的“俗文学派”；以何其芳、周文、吕骥、柯仲平为代表的“延安学派”等流派。1949年后的50年间，除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外，又可分为“十七年”（1949年10月～1966年6月）和“新时期”（1976年～2000年底）两个阶段。主要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十七年”时期，“延安学派”所倡导的民间文学的文学研究，得到了很大发展，换言之，在学术界占了绝对优势，而其他流派，诸如30年代兴盛一时的民俗学派和40年代兴盛一时的俗文学派，在多次学术政治批判运动中受到批判从而逐渐归于消歇。而到了“新时期”的大约20年中，特别是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被冷落了多年的民俗学派又再次中兴，而俗文学派虽也有人倡导，但由于种种原因，却再也未能重振起来。 有的学者不赞成以社会历史分期、以社会政治事件作为学术分期的标准或参照。其实，这无异于是一种自命“纯”学术研究的错误选择。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革命、战争、政治运动和社会变革连绵不断的世纪，这种社会背景对于人文科学的学术命运的影响常常是不可抗拒的，其实这才是20世纪人文学术发展的最大的特点。如20年代奉系军阀在北平的暴政，曾经打断了处于创始阶段的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正常进程。抗日战争的爆发，再次使在南方兴起的民俗学运动夭折。决定中国之命运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促使许多学者走向民间，但他们几乎无暇投入稳定的民间文学的学术研究。至于建国后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和学术批判斗争怎样地影响了学术的建设，就不须细述了。鉴于这种情况，本课题的分期，基本上参照社会政治的进程和制度的转型为依据，想来是大体符合实际的。 由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制约，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史上出现的流派或学派，大都是发育并不成熟、也不完善的。而且即使有流派或学派的存在，也会有些有成就的学者并不属于任何流派。还有的学者，先是属于这一派，后又成为另一派，各流派或学派之间，也并不是冰炭的关系，它们之间往往是既有差别和对抗，又有交叉和融汇。 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说，笔者对百年民间文艺学的流派和思潮的梳理与述略，旨在表达一个观点：在百年民间文学学术发展史上，理论、观念、方法，甚至流派（学派），是多元而不是一元的，而且从来也没有统一过，即使是共和国50年的时代。这，一方面说明了民间文艺学作为学科的不成熟性，另一方面又显示了民间文艺学的边缘性和跨学科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