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 学科与国情 从其诞生之日起，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就显示出“反传统”的思想锋芒和“到民间去”的平民意识，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时刻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换言之，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绝非几个人想象出来、不食人间烟火的“纯”科学，而是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强烈的社会功能性的一个人文学科。 学科的发展和沿革的每一步，都与中国社会发展有割不断的联系。美国的中国民间文学运动研究者洪长泰说：“鉴于政治和社会的责任，民间文学运动的发展使中国知识界把目光逐渐转向关心农村。他们认为民间文化正是从那里发源的，因此把研究的焦点也汇集到乡村问题上。”[17] 有些生活于本土的研究者，往往就事论事地研究民间文学运动的历史及其成败得失，把民间文艺学看成是一个自我发展、自我调整、自我完善的封闭性的学科，而洪长泰却看到了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者们自觉地肩负着“政治和社会的责任”；他看到了这一特点，也就使他一下子抓住了研究中国民间文学运动或民间文艺学史的钥匙。钟敬文在看了洪先生的这个论点后说：“当时我们提倡收集、研究民间文学，不但在活动的产生上，有显著的时代、文化背景；就是在活动的行为动机上，也跟当时的国情和民众（包括儿童）的文化现状和改革要求，密切联系在一起。”[18] 历史正如他们所说的这样发展过来的。 “到民间去”不是民间文学研究者们发明的。最早是李大钊在1919年写的《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提出来的。他所以提出“到民间去”，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中国是一个农民占劳动阶级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而农民的境遇就是中国的境遇，惟有解放农民才能救中国。如果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考察，“到民间去”在中国有两翼：一翼是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征集歌谣运动；一翼是“民众（平民）教育”运动。后者是从维新派的兴民权、开民智、育新民思想，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应着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需要而产生的。这两翼都是在民主主义思潮影响之下而产生的。笔者见到的民间文学研究者使用这个词汇，最早则出于常惠的《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歌谣》：“依民俗学的条件：非得到民间去搜集不可；书本上的一点也靠不住；又是在民俗学中最忌讳的。”[19] 而常惠也曾是（1919年1月）李大钊影响下组成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成员。 洪长泰和曾蓝莹两位美国学者都认为“到民间去”这个口号，是从俄国民粹派那里取来的，其实，这是一种对历史的误读。洪长泰说：“自1910年后期至20年代，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19世纪70年代俄国民粹派的理论，开始倡导‘到民间去’。这一趋势无疑对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理论和运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20] 曾蓝莹说：“‘到民间去’的文化运动可视为广义的五四运动的一个分支，其主要源头大抵有三：一是由民间歌谣研究而兴起的民俗调查活动，先是1918年以刘复、周作人、钱玄同等为首成立的北大歌谣研究会开其端，再由1923年常惠发起组织的风俗调查会踵继之，特别提倡到民间进行实地调查；另一源头则来自俄国19世纪下半叶的民粹经验，由李大钊在1919年首先摇笔介绍，号召青年到农村去，并促成北大平民教育演讲团的组成，其所进行的社会启蒙工作一直持续到1925年左右，而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之后，部分演讲团团员开始投身政治化的农民运动，邓中夏在1923年左右已经为文论述农民问题；第三个源头是由推行民众教育进而开展的乡村建设活动，为首的晏阳初和梁漱溟，尽管理念不同，却分别在1929年、1931年先后深入乡间，选择河北定县和山东邹平进行实验。这三股思潮纷沓而至，交相汇聚，形成二三十年代‘到民间去’的洪流。”[21] 他们在对早期民间文学运动的研究中发掘出了“到民间去”这一思想并描述了沿革的图景，但看来，他们并没有懂得是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特殊国情造就了“到民间去”的思想应运而生。 与歌谣运动交相辉映的“民众教育运动”，以晏阳初为代表的平民教育派、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以陶行知为代表的生活教育派、以黄炎培为代表的职业教育派，无论是哪一派，都是以启民智为己任，尽管在思想理念上与平民文学运动相通，但他们并没有专心于歌谣的搜集和研究。只有晏阳初所率领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29年在河北定县和山东邹平县所作的社会调查中，在其“文艺教育”的平民文学研究项目下，采集了当地的秧歌和歌谣、鼓词等民间文艺，并编辑出版了《定县秧歌选》（李景汉、张世文编，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刊行1933年）、《定县歌谣集》（钢板写印本）和《邹平民间文艺集》（1948年，海外版）。[22] 历来的研究者大都注意于《定县秧歌选》一书，该书选辑了在定县根据传承老人刘洛便的演唱和背诵而采录下来的48出秧歌，同时还由调查者撰写的秧歌发展沿革的论文；而在调查中采集的鼓词203段、歌谣200余则、歇后语300则、谜语300余则、谚语600余则、故事笑话100余则，是否就是前面说的那本《定县歌谣集》所选，因笔者没有见到原书，不断断言，有待再作研究。[23] 40年代从内地迁徙到大西南的社会学—民族学者们所做的民间文学调查与研究，不仅以学者的亲身的民族调查，为中国民间文艺学开了田野调查的先河，积累了大量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最为珍贵的是，使民间文学及其研究发挥了国家民族团结御侮的凝聚力的作用。在民族危亡的大时代，民间文学研究者们以国家存亡、民族大局为至上，推动了学科的变革。同样，40年代，延安的学者和文艺工作者们在解放区所做的民歌与民间艺术收集工作，改造旧说书、旧秧歌的工作，不也是在抗战的大时代中适应时代和社会需要而符合规律的学科变革吗？正是他们不仅使陕北民歌（信天游）从偏远的陕北传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以激越高昂的风格而在文学艺术百花园中一枝不朽的民间文学奇葩，而且也使韩起祥等说书艺人的名字和作品传之后世，不被历史烟尘所湮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