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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一词的历史性用法在文献中表现出了变化，从组织成有意义的口语或书面语言段落的行为（历史的文脉剑桥词典）④，到理解一段语言或者决定其意义的可能性条件。它首先表示把语言的各个部分连接在一起以形成有意义的口头表达或是书面文本的构建行为。接着，它表示那些条件的意义，在这些条件下，意思从某段语言中获得，这些条件又到底是怎么样把意义赋予这段语言的。从描述连接的行为开始，这个术语接着转到了指明形成那些连接行为的语境。在社会文化人类学中，有关语境概念进化的看法将在下面给予阐述。在许多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家看来，文化的观点已经成为了主要的语境。然而，文化的概念已经从人们所说、所做、所想的观念转变到了对人们所说，所做，所想进行解释性的语境上来了。在意思上的变化也在某些程度上说明了知识和语境之间的关系：在第一个例子中，语境是知识的一个术语；在第二个中，它是塑造知识的一种条件。 三、对语境问题的跨学科性观点—来自哲学、语言学和文学研究的观点 在这一部分我试图从一些挑选出的学科中，就语境问题的一系列观点给出评论。这个评论并不全面也不是详尽无遗的，但是却阐明了转换学科进行研究活动的重要性。我试图来回性地跨越不同学科的边界以便强调跨学科的“施肥”作用，正是这种作用产生了关于语境概念的队列。紧接着的一个实践运用在现象的许多表面下描绘出“语境的生活”，并且指出这种生活在不同的学科中是如何构成不同形式的连接的。完成了这个任务后，我将就社会和文化人类学中的语境问题加以阐述——其中将会看到相类似的形式浮现水面。 对于语境问题，在哲学观点上的研究很明显大多数是在处理两项工作：沙夫斯泰因（Ben－Ami Scharfstein）的《语境的困境》（Scharfstein，1989），葛尔·欧米斯顿（Gayle Ormiston）和阿兰·斯瑞夫（Alan Schrife）的论文集《改造解释性的语境》（Gayle Ormiston and Alan Schrife，1990）。前者强调了在研究中放置语境概念的内在矛盾问题；后者描绘了在许多解释哲学家的研究中处理语境时发生的转变。 沙夫斯泰因说到，“语境问题对于哲学家或者任何人来说是那么的难以解决1989，p．4）。在他看来， 这个问题“在我们的肩头放置了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知识负担，它变得那么沉重以致于对其意思的理解进行了更大的破坏。”（Scharf stein，1989， p．xi）。他强调联系主义和其他形式的相对论之间的联系，指出“依靠语境就是一种限制性的相对论，但从哲学说，语境是难以受限的。”（Scharfstein，1989，p．59）但是，具体语境论或者相对论只是哲学分析策略的一种形式。就这一点，沙夫斯泰因指出作为一种形式的哲学化，具体语境论作为一种形式的相对论从未远离普遍论——另一种形式。有人正在提出语境的地方，可以看到另些人正在提出普遍性，基本性，和总体适用性的正规原理，以及类似的东西。他说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是“平等重要的和相互依存的”，因为在说到意思是“绝对的”时候，“绝对”的概念要依赖相对概念的概念性对比；同样，相对的概念依靠“绝对的”概念获以其意义。（Scharfstein，1989，p．131）。举个例子，一个构成了在道德上对好与环的普遍标准的绝对主义的意思依赖于与某种形式的道德相对论的联系。相对论指出这个标准会因为地点不同而改变。它们互相依赖对方。相关地，当道德的绝对性“thoushalt not kill”⑤出现时，那么在其后不远就会是那些声称对减轻刑法情况的考虑，或者是对语境的参考，比如战争，自卫等等可以改变绝对性的影响物。 对沙夫斯泰因来说，语境的困境在于一贯的具体语境论导致了极端的相对主义。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哲学立场，这是不能够立脚的。他说：“试图去达到对语境的理解导致了完全的环境联系主义，所有的事物都变成了其他事物的语境。这样的环境联系主义相当于完全的相对主义。（Scharfstein，1989，pp．xii－xiii）。这就是他谈到的自从成为一项研究后就在限制语境时出现的困难。这同文学批评家库勒（Culler） 的观点相似，他把这叫做“语境无边性”（Culler，1983）。对沙夫斯泰因来讲，如果有完全的相对性，那每样事物都是个体是独一无二的，对比可能就不存在了；而从Culler 来讲，语境的无边性涉及到在一个具体的文本中限制语境的困难性，因此意义变得难以捉摸。 沙夫斯泰因指出的语境的困境也可以被理解成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在联系相对主义和“绝对相同性和客观性”两者间进退维谷的处境。在这门学科的中心存在的知识困境包含了一个人类学家传统上所称的在两个相对的分析可能中，对其中一个存在优先性的问题。即，首先应该分析人类的本质性统一（人类的精神统一），或者是广阔心胸的体现，再或者是制造意义或者理性推算）；第二，应该用它们自己的术语去研究每种文化和每个社会的独特性———产生了一种相对主义。相互需要和相对主义与普遍性的含义创造了一个理论辨证，它是学科讨论的动力源泉。当沙夫斯泰因指出和语境相联系的困境时，他却没有说明绝对性真理的不可能性。事实上，他说既然对于判定，并无客观的来源能够引入从而给予一种解释予以优先的位置，他个人找到了在具体情景化追求中更大的意义———冒险和令人振奋（Scharfstein，1989，p．192）。这就让人想到了哈伯特（Hobart）曾说过的格言：人类学是我们逃脱我们自身纯粹沉闷思想的一个机会（Hobart，1982，p．58）。需要强调的是，从我们自身的哲学语境来看，联系主义和它的对立面在一个互为牵连的辨证中联系在了一起。这样，一个经验主义的问题进入了研究的视野，即，它们是否和其他的哲学传统相牵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