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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给予事物规则方面来说，在社会人类学领域对于语境的传统用法的批判，正如他们批判的那样，同样地离不开具体语境论。但是，语境产生的本质却是非常不同。在人类学中，对民族志的新批判出现了一个和相对性语境的重新定义相关联的思维变迁（paradigm shift）。可是，令人担心的是，在这个变迁中产生的新知识被缩减成是自觉了。（Strathern，1987，p．268）。哈伯特说到了同样一件事，他谴责那些在人类学研究的再具体语境论中借用大量本质主义而形成的批判，尤其谴责把“民族志学者的创作本身的本质”认为是难以理解的没有问题的评论。（Hobart，1990，p．311） 唐细革（Taussig）在下面的一段文章中预示了传统的语境的坍塌，甚至是淡化。 我想，每个人都能像人类学家那样，做平常的事并“研究”它们（库纳小塑像），事物首先是和语境层叠在一起的，然后被剥离出来，但是这样看上去像是一种借口，失去了意义——即，使事物的重要属性同时被牵扯进对对象的研究之中和它改变现实的能力之中，并且因此受到危害。（Taussig， 1993，pp．252－253） 自身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为研究提供了框架， 其是为进一步的自觉提供了方法。 陶西格再一次更加详细地进行了论述： 老旧的人类学急于从“一个本地人的观察角度”纠缠住这个非洲（Igbo伊博人代表白人）白人， 解释他，把他非洲化（和白种人化相反），而我几乎不知道它在礼仪，信仰和社会实践的语境。我所知道的所有东西就是这个形象和它的简单概念（概念来自于1967年Cole 的一本出版物上），而我自己就是一个裂断性的研究对象。 唐细革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自觉和本土人的观察视角相比都一样有问题———一个称在其研究中他自己是个裂断性的研究对象。对于后者，一个人可以想象得出，这可能是一个更加有趣和有魅力的事情。和唐细革看法相似的一个观点是马库斯（Marcus）和库西曼（Cushman）的论述，通过作者（民族志学者）把自己换位于一个叙述主体加以自我反思，读者将可以更加好地鉴定人类学的田野工作。通过从“传统的我们—他们的说教形式”转换到“我们—他们的对比形式”也能够促进这个鉴定过程。（Marcus和Cushman， 1982）。其次，马库斯和菲歇（Fischer）解释说“人类学并非是对于外界的一个无知觉性的收集，而是利用文化的丰富性去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成长。”（Marcus ＆Fischer，1986，pp．ix－x）。 很大程度上，在德里达理论中有关意义的自由发挥的概念和语境的无边性的促进下，人类学中在文献方面的转折产生了一种德里达理论自身不愿意认同的研究事物———它围绕着一系列的语境化运动，运动产生了一个成为人类学研究中心的基本个体。（回忆德里达对于语言行为理论的批判，即最终依赖于讲话者的意图去现实限制语境无边性的概念）。要说明的一件事是，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自己”应该和其他被描述成对象的事物一样成为研究对象（Crick，1992），这是另一个把人类学定义成是自我成长的原因。 五、结论 如果接下来的部分能在社会和文化人类学领域帮助我们获得一些有关语境的知识，那么现在很明显，在语境和知识之间的关系还有另一个方面的内涵。那就是，建立在不同结构和形式的知识基础上，有关语境概念的不同的建构。20世纪人类学认识论的基础是知识的语境化（Strathern，1995，p．3），以及通过这个语境化过程，语境使自身成为知识的对象的方式。（St rathern，1995，p．160；1987，p．276）。在说到完整的本地文化时，民族性的知识可以习惯地被具体语境化；同时，人类学知识是同西方民族中心主义的语境和受马林诺夫斯基启发形成的“在原始中发现文明”的观点相斗争的。（Strathern，1995，p．256） 保罗·斯特拉瑟恩指出，当人们改变语境时，他们就在为自己创造知识。因此，语境和知识紧密地联系起来。上世纪80年代，英国社会人类学在语义方面的一个转折是对人类学家的解释，制造意义的过程和人类学家研究的对象三者之间的比较性思考的关键反省阶段。（参看，例如，Parkin，1982）。另一个更伟大的反省是就我们的翻译准则是如何构建的，以及我们是如何拥有描述和控制语境的能力的。（Parkin，1982， pp．x．vi－x．vii）。研究重点是检验知识形式的问题，并且把我们的研究引向于探讨作为研究者我们自身的具体语境化行为同当地的翻译者制造的行为之间的差别。霍利（Holy）和史都克里克（Stuchlik） （Holy ＆ Stuchlik，1981，1983）说道在民族知识体系和人类学分析性知识中他们各自对待语境问题的相关论述的问题。因此语境的问题变得更多了：作为一个翻译性的学科，人类学是如何构成它自身的分析语境，形成它的解释和翻译的呢？通过何种方式，我们研究的那些民族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是如何制造出语境，并使之成为在社会生活和事项中被赋予意义的当地社会实践的一部分。这些疑问就转移到了对两种领域中的翻译和语境化之间的相称性问题上。哈伯特说，在人类学翻译中产生的“知识的双重性评价”———认为民族性知识和人类学知识是有差别的，在用人类学知识解释时，应该对民族性知识进行阐述。 对语境问题的研究需要对为知识的产生提供了条件的知识规则的正确分析。人类学的思维变迁包含知识规则的变迁和对相对语境的相应的概念的变迁。人类学的研究中也包含了知识的双重评判标准———这是一种把人类学知识和当地的土著民族的知识结构相联系的方法。这种双重评判标准应该保持平衡，即人类学的解释不能扭曲当地性的民族解释，反之亦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