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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杜勒来说，语境的困境在谈到意义的不确定性时就出现了。语境的解释性概念，即一种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一直是解释工作的中心。帕默（Palmer）给语境下了定义：“通过把一个单独的词语在整个句子中考虑，我们可以理解它的意思；相应地，一个句子的整体意思依赖其中每一个词语的意思”（Palmer，1969， p．87）。接着，他扩展了它的范围，说道：“一个个体的概念来自于它生活在的语境或见识，而见识是由那些它赋予意义的一个个元素构成的。”（Palmer，1969，p．87）。解释学术界指出了所有的“人类的理解”的流动性和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事实上，早在上面篇幅中的论述就强调了这个主题———在语境之下的解释要求对相关语境预先进行翻译，反过来，形成了随后的翻译。在对语境翻译的程序中存在一个固有的流动性。举个例子，在艺术的历史上，一幅画可能在一方面被看成是风格，方法和实践技术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却是和同一时期的艺术家的比较和对比。在第一种情况中，相关的语境被历史性地和历时性地加以定义，后者则是同步性定义。预先解释哪种语境是研究的焦点，预先决定了关于画的哪些信息是相关的。在分析前对语境的选择指定了语境和其联系的方式。另一个例子来源于社会人类学，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语义人类学中出现了一个转变。根据这种方法，人类的产生是“意义的制造者”而不是价值的最大体现者。在分析中产生的联系表明，人类的确是意义制造者。研究再次对预先翻译的相关语境进行了分析：对预先翻译的语境的程度决定了分析的成功性。 欧米斯顿和斯瑞夫（1990）通过对许多的解释进行评析后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讨论。语境不再是简单阐明文本和口头语言的简单事物了。他们提到了解释性语境的“传统”概念，现在它已经被后现代意识的语境所取代。传统的语境在追求“原始的意思”的诠释过程中产生；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方式去体现“问题成为问题”的意义（Ormiston and Schrift，1990，p．33），而后现代意义在德里达（Derrida）的著作中可以发现，他说辩道，文本并不说明它们之外的任何东西，而仅仅谈到文本本身。在解释性的语境中发生的转变导致了社会和文化人类学中一系列结果的出现。在下面的篇幅中可以找到。 语言学对于语境的依赖反映了它在哲学中的用处，所谓的，它建立起了反对把语言视为一种正式体系或是视语言发展了意义的无语境化语法和结构的理论观点的运动。具体语境化的语言学可以和理论语言学作比较。后者的高度抽象和理想化的观点把它与其在实际使用中的环境分离了开来。在这个对比下，戴尔·赫米斯（Dell Hymes）的著作（e．g．Hymes，1977）对杭士基（Chomskyan）语言学进行了挑战：后者试图给语言定义一个机械的范围，就像一个从语言使用的语境中被隔离开来研究的抽象认识体系。语境同时要承受多样化翻译的负担：语境可以是包含了一个语言单位的言辞中的组成部分，而这个语言单位可以影响到言辞的意义和其语法结构。语境也能够拥有更广泛的情景：或者是说话者或者是伴随性活动和社会情景。从这点来看，在人们的眼中语言是要同时参考其他的社会活动加以看待的一种社会活动。 从说话者情景的这个方面，或者从周围的社会情形的方面，语境在语言学中覆盖广阔的社会现象，同时包含了以表演者为导向的特点。杜兰蒂（Duranti）和古德温（Goodwin）（1992）写出了语言学家在语境的语言性作用上的许多观点。他们强调了语境的四大参数：（1）环境——一个相遇发生的社会性和空间性结构；（2）行为环境——使用身体或行为去构建对话；（3）把语言作为语境——谈话自身引发语境的方式同时为其他对话提供了语境；（4）情景以外的语境或相关语境知识和结构。（Duranti and Goodwin， 1992， p．6－8）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参数反映了在人类学中能够观察到的内容。一些评论人员也希望能把历史性语境作为一个主要的考虑事项加入进来。 杜兰蒂和古德温他们自己说到了语境翻译者的观点的问题，它把社会性的人放到了中心位置。这不仅反映了把语言作为语境的观点，同时，更广泛地把互动也作为了语境。他们的主题是“在互动本身中，人类动态地重新形成了对他们的行为提供编制语境的能力。（Duranti and Goodwin，1992，p．5）。语境是社会行为的基本组成部分，同时它也是社会行为的成果；它是一个生产性的原理，也是最终成果。语境的概念和设定也是表演者策略的一部分，在其中，个体参与者能够积极地试图形成语境，这样他们自己的兴趣得以延伸。（Duranti and Goodwin，1992，p．6）。因此，语境被认为“是一个互动性形成的实践模式”，人们互动的焦点让他们想到了文化人类学中语境的一种最原始的模型———面对面式交流。这是一种运动的并受时间限制的语境。（Duranti and Goodwin1992，p．22） 杜兰蒂和古德温讲到在研究中他们忽略了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的翻译理论，第二个是对文学和书面文本的疑问。正如他们提到的那样，翻译性语境观点的突出特点尤其在涉及到文学和书面时就消失了。这是两个重要的过程，他们说道：“通过这两个过程，语言产生的语境被系统性地擦除了”（Duranti and Goodwin，1992，p．32 fn 81）事实上，如果我们准备去追求这些兴趣，正是要求助于文学理论。 结构主义者和索绪尔语言学家（Saussurean linguist）对什么能够被称为“内在的封闭式系统”的语境进行了举例。索绪尔理论认为意义不仅和表示者与信号接受者之间的关系相连，而且和信息的价值或者和它同它的其他可替代信息的关系相关（Harvey．1982）。结构主义者的发展建立在索绪尔理论基础之上，它试图去摒弃表示者与符号接受者之间的关系，试图寻求意义而非讨论符号的封闭式体系。哈伯特说了一个大体上同皮尔斯的理论（Semiotics）相似的观点，就是“意义不再被定义为外部‘真实或者是外部语境”（Harvey11982，p．48），而是转移到了内部语境的问题上。像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一样，文学理论的分支和批评论假设了一种内在语境的特殊形式。朱利娅·克里斯多娃（J ulia Kristeva）的互文性观点（intertextuality）是这样一个概念，它涉及到文本的意思是如何依赖于其他文本的铺垫性知识，而非依赖于这个文本对外部现实的关联或表达。Culler指出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批评从上世纪80年代就已是理论性谈话的一个纯粹来源，促使了语境概念的发展。这是通过对表达的过程，意义的结果和意义的作用的调查得出的。在对于“文本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上的转变涉及到了是否可以在语境上下个限制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