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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机械 抗日战争时期西部地区的机器制造与机器修配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仅云南省即建立了中央机器厂、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国汽车制造公司、中央汽配厂等大中型骨干企业，能够生产出大如汽车、汽轮机、轧钢机、锅炉、鼓风机、各类机床，小至齿轮、轴承、电焊条、各类工具及仪表等上千种产品。其中中央机器厂是中国第一个大型机械制造厂，1937年建于湖南湘潭，战争爆发后迁往云南，随厂迁移的有200名员工和5000多吨器材。1939年6月，新厂房在昆明建成，一共设有7个分厂，至战争结束时该厂已成为一个拥有623台设备、2500多名员工及40万平方米厂房的实力雄厚的大型机器厂。该厂从抗战需要出发进行生产，创造了中国机械工业史上的许多“第一”（第一台最大的发电机、第一台最大的电动机、第一台最大的发电锅炉、第一次完成装配制造汽车的工作，等等），并培养出大批第一流的机械工业人才。值得一提的是，战时云南还迁入了两个飞机制造厂，其中中央飞机制造厂由中美合资于1934年10月建于浙江杭州，1937年9月迁至武汉，1938年10月迁至昆明，1939年7月又迁往云南边陲瑞丽的垒允。垒允水陆交通畅达，很适合工厂的建立。半年后，一座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便在这个傣族聚居区拔地而起，飞机跑道、厂房、医院、子弟学校、电影院、员工住宅等一应俱全。工厂规模比原先大为扩展，拥有员工2929人（注：孙代兴、吴宝璋：《团结抗战——抗日战争中的云南》，第171－173页。）。民营机械工业也发展迅速，而且涌现出一些少数民族企业家。如西安回民陈亚光等人于1939年集资创办建国机器制造厂，设有机械加工、锻压制造、钳工装配和烧炼几个车间，生产手摇电话机、汽车轴承，炼制汽车用的轻质油，一直维持到战争快要结束。 4．能源 抗战爆发以后，原先巴峡以东能源供应被切断，而后方又迁入和新建了大批工厂，这就刺激了西部地区能源工业的发展。尤其是煤的生产，各省一面发展旧矿，一面开发新矿，并普遍采用动力设备和机器设备。如四川、湖南、广西、云南、贵州、陕西、甘肃、西康都筹办并开采了一批新矿。一些省则扩建新建了一批电厂，如陕西省扩建西京电厂并设分厂，1939年和1943年分别建成汉中电厂和王曲电厂，使全省的发电能力大为提高；云南省则与资源委员会合办昆湖电厂，使省内工业发展得到一定保证。在石油工业方面，日军侵占海南岛并切断中国的海上交通以后，资源委员会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配合，在甘肃开发了玉门油矿并很快出油。油矿的大部分技术人员是来自西北工学院、联合大学和重庆大学的毕业生，工人则来自洒泉、玉门、金塔三县的征兵名额。经艰苦奋战，油产连年猛增，如汽油产量1939年为1．8万余升，1942年增至818．3万升，1944年达到1814．4万升（注：参见刘国良：《中国工业史·近代卷》第405页、孙越崎：《我和资源委员会》，载《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所产油品，大都供应西北军用交通及重庆工业与民用等需要，对支援抗战和发展后方经济作出了贡献。 5．化工 战时工业十分重视与军事有关的生产资料生产，因而化学工业发展很快，并取得一定的技术进步，化学工厂几乎遍及后方各地。如纯碱、烧碱和盐酸、硫酸、硝酸，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等省均有大批出品。化工生产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民用的需要。 6．纺织 抗日战争时期西部的轻工业中纺织业的发展比较突出。在西北，因陕西产棉和羊毛，战前即有2家棉纺织工厂。以上海申新纱厂为代表的一批纺织企业及设备迁陕后，便秦陇一带出现了较为先进的工业，并逐步繁荣起来，形成一个小型纺织工业中心。战争结束之际，陕西的纺织工业企业已达19家。手工工厂更达近千家，纺织能力突增五六倍（注：陈真、姚洛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第312页，三联书店版。）。甘肃、青海等省亦盛产羊毛，但毛内含砂量大，上海民族资本家刘鸿生乃于1942年秋与富华贸易公司合资在兰州筹办洗毛厂。1943年5月，刘鸿生又与当地官僚、军阀和地方封建势力合作，在兰州筹建西北毛纺织厂。1945年夏，该厂资本总额已达1亿元（当时通货膨胀），其中经济部和甘肃、青海两省政府的官股合计达1300万元。宁夏省政府亦在1940年兴办省毛纺织工厂，主产毛毯、地毯、呢料、毛衣、毛袜、毛线等产品，供应省内及绥西、甘肃等地，1941年盈利3．4万余元（注：《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第五册“建设篇”，第166页。），1942年后被军阀马鸿逵吞并。在西南，战前只有一些简单的手工纺织机械。1937年8月，云南地方官僚资本投资建成云南纺织厂，正式开创云南纺织工业的历史。1938年，中国银行等与云南地方官僚资本缪系财团合办裕滇纺织公司，资本总额达1200万元，1940年建成投产，是当时云南最大的纺织企业。到抗战后期，云南全省的纱锭由战前的0．52万锭增至4．8万余锭；机制棉纱由年产0．3万余件增至3．3万余件；棉布由年产3．6万匹增至37万匹（注：孙代兴、吴宝璋：《团结抗战——抗日战争中的云南》，第179页。）。贵州省的民营纺织企业在1942年也达到了28家（注：周春元等主编：《贵州近代史》，第322页。）。1944年，衡阳楚胜染织厂携500多名技工由桂林迁黔，于贵阳设立铁机织布厂，专织白磅布和花布，促使贵州宽布生产进一步发展。即使是偏僻的西康省，战时也于康定筹设毛织厂并建成开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