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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乐嗣炳教授，被国学界研究者称为“民俗学奠基者”，先后供职于中华书局、上海大学、广西的几个研究机构、复旦大学等学术机构，57年被打成右派。他在语言学方面的卓著贡献已多所发表和研究，而在民俗学方面的贡献，则一向被边缘化，惨遭遗忘。改革开放之初，上海《采风》报曾发表一文，讲他在民俗学上的功业。拙著《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里，也只写到他在钟敬文主办的《开展》上发表的《民俗学是什么以及今后研究的方向》，没有能够花更多的力量去对他做更多的钩沉和研究。与国学界对他的评价很不相称。对历史的钩沉，对被边缘化和被遗忘了的学者进行研究，是学科赋予后来者的责任。现在，笔者找来《采风》报上发表的那篇采访记发在此处，以唤起民俗学界的后来者对乐教授的认识和继续深入研究。他在少数民族口头文学方面也多有建树。建议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广西方面、少数民族文学方面研究学术史的同行学者不妨做些“打捞”的工作，让被历史淹没的学者恢复其本来面貌。由于本网没有“学术史”的专栏，只好暂且借地放在“口头传统”栏内。 ——liuxicheng，2008年9月15日于民间文化青年论坛 民俗学探索者的脚印 ——访乐嗣炳教授 作者：戴 红 何定华 去年（1982年）九、十月间，《人民日报》相继报道了复旦大学乐嗣炳教授将一千五百六十三件珍贵文物捐献给国家的消息。接着，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节目里又播放了捐献大会的实况。事后，乐嗣炳教授笑哈哈地对我们说：“我成了新闻热人物了。” 乐老先生出生在浙江镇海，今年已83岁了，虽年迈体衰，白发稀疏，但神采弈弈，精神矍铄。乐老性格开朗，彬雅和蔼，和他叙谈，丝毫没有窘迫之感。 走进乐老的书架满布、不见四壁的书房，自有一种高雅、古朴的情趣。就在这恬静的书房里，乐老谈起他从事民俗研究的历程： 1921年，乐老和许地山同住一室，经许介绍，参加了“文学研究会”。自此，常与沈雁冰、顾颉刚、郑振铎等人一起磋商研究民俗学。那时节，研究的着眼点大多集中在民间歌谣上。1922年，北京大学创办《歌谣周刊》，乐老以中华书局编辑员的身份，也开始了选编歌谣选集的工作，这一年，从搜集的一万多首民谣中，选出了《儿童歌谣集》八册，先后由中华书局印行。 对语言学的研究是乐老的老本行。不论是在上海大学，还是在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应聘讲授，他都不懈地进行歌谣研究。打开30年代的报章杂志，不难发现乐老连续发表的论述：《民俗学是什么及今后的研究方向》（《开展》）；《歌谣与风俗》、《桂江两岸的歌谣风俗》（《微音》）；《柳江上游的歌谣节》（《太白》）；《怎样研究中国歌谣》（《当代文艺》）等等。就是在备受鲁迅先生赞扬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上，也有乐老的《粤风之地理的考察》一文呢！ 乐老是勤奋的。但在民族灾难深重的二三十年代，时代的洪流，把乐老卷进了革命的旋涡中。抗日战争爆发后，乐老举家避难来到广西省三江县。这个三省交界的地区，杂居着壮、侗、苗、瑶、客家等各族人民。“这是我多年向往，研究各族人民的语言、习惯、风俗、歌谣等最好的环境！”从此，乐老常在向导的陪同下，到附近壮、瑶民家中去做客，喝油茶；跋山涉水，深入村寨。1941年，广西教育研究所聘请乐老为特约研究导师，专门研究少数民族的问题，每年为他们作二、三次调查报告。 六十多年来，乐老为了民俗学的兴旺发达，默默地尽着自己的责任，留下了一步步艰苦探索的脚印。 我们去拜访乐老的时候，他感慨地说：“我老了，剩下的岁月不多了。趁我余年，系统地整理一下文稿，为民俗学的发展作最后一点贡献。”望着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年逾古稀，尚且奋斗不息，我们年轻人哪里还有理由不努力啊！ （原载上海《采风》报，1983年第15期[总第46期]，1983年8月1日第4版） ------------------------------------------------------------------ 乐嗣炳（1901－1984） 时间：2005-9-9 乐嗣炳，又名山、观，大春链迦恕?919年赴上海，次年与许地山同住一室，经许介绍参加了“中国文学研究会”。自此，常与沈雁冰、顾颉刚、郑振铎等人磋商研究民族语言学。1922年，北京大学创办《歌谣周刊》，乐嗣炳以中华书局编辑员的身份，开始选编歌谣集的工作。是年从搜集的一万多首民谣中选编《儿童歌谣》八册，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语言学是乐嗣炳的本行，他在上海、暨南、复旦大学任教时坚持不懈地将语言学结合歌谣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发表著作有：《民俗学是什么及今后研究方向》、《歌谣与风俗》、《桂江两岸的歌谣风俗》、《柳江上游的歌节》、《怎样研究中国歌谣》、《粤风之地理考察》，深受鲁迅先生赞扬。 抗日战争期间去广西大学任教，举家迁居少数民族杂居的三江县。从此，他跋山涉水，深入山寨村庄，博采了大量的民俗学第一手资料。1941年，他被广西教育研究所聘为特约研究导师，专门研究少数民族问题。在此期间，他每年写二三次调查报告，为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研究史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953年任复旦大学教授兼上海语言学会理事。至20世纪80年代，虽届耄耋之年，仍不遗余力研究民俗学，并将1563件珍贵文物献给国家。另著有《国语学大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