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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培志和李满桂的两篇题目颇长的论文，内容、题材和目的都很相同，都是要说明某一种中国故事系从印度故事而来。大体上尚无大误，但颇以补叙太多，引证太少为憾。因为人类社会中故事的定型，据专家的统计不过三十几种，偶合雷同的可能性太大了。何况二君所举的中印故事并非完全相同，只是大体上相似而已。我们虽然一时不能否定二君的结论，但我以为用这种不精密的方法弄学问是很危险的。即如李君文中“赵贞女型”的故事，男子停妻再娶，女子坚忍守节，这类大同小异的故事，何时蔑有，何地蔑有?即在现在，也还不少这类事实，我们安一一指之为受《沙贡特拉》的影响?并且《沙贡特拉》一剧既无中文译本，这故事自难普遍传述。赵贞女和王魁戏文的作者是否懂得梵文，似乎还是更大的问题。要弄清这类问题，我以为最好还是到佛藏中去找证据。也许佛经中有比“沙贡特拉”更近于“赵贞女”型的故事。李君谓“我们可以说永嘉人作《赵贞女》和《王魁》戏文的时候，把《沙贡特拉》改换人名地名及背景，而采取它的故事和体裁”，这话我认为是很可商榷的。 文字的繁简，在本期中似乎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吴文祺君有一篇颇长的论文，但所举的证例，则大都是修辞上的材料：或为加重笔力（emphasis），如章太炎记徐锡麟死事；或为仔细描写，如孔雀东南飞的铺叙，与问题的本身无多大关系。编者在论坛中也有一则论文字的简繁，他是主张愈繁愈好的。吴君的结论则主张文章不应以简繁论工拙。这一点我并无异词，因为我根本不认文字的简繁成为问题。站在文学的立场上，只有冗蔓或经济，决无简繁。《红楼梦》文成近百万言，可谓繁矣，但它写的是二百多不同性格的人物，以之比较莎士比亚描写差不多数目的人物用三十七个剧本，已经经济多了。但我们也不能说莎氏文繁。至于胡适之先生不主张用“下榻”、“朔风刺骨”等词句，乃是因为这类字句是陈腐滥套，可以看出用的人思想上的因袭和躲懒，问题不仅在乎简不简或白不白。吴君文中所引许多例子，在修辞上很有用处。至于“论坛”中所谓：“简便是陋，便是苟，要文章写得不苟不陋，那必定得用心在‘繁’字上用功夫”云云，则是标语式的武断话。何以见得简便是陋，便是苟?这是标语作者照例所不能说出理由来的。他以为文繁便好，怪不得一句之中，又是“用心”，又是“用功夫”，若依此理，我想阿拉伯故事（?）中蚂蚁搬米仓，一个蚂蚁搬一粒，又一个蚂蚁搬又一粒，……以至无穷无尽，或者我们江浙夜航船故事中说曹操八十三万人马过独木桥，过了一个又一个，……以至无穷无尽，彻夜不完，那一定是最好的文学。 郑振铎的《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史略》是一篇很长的叙述文。编者以之列为首篇，可见把它认为非常重要。这篇文章在大体上甚有便于初学，可以使陌生的读者得到一个大体的概念。但仔细一按，其中也颇有可商之处。 （一）“变文”即为唱导的本子，我已经有二文详细论及（见《新月》月刊四卷五期、《图书评论》二卷七期）。唱导在晋时已有，亦系史实。郑先生只说：“讲唱变文，在唐代成为僧侣们的盛业。”仍略去晋代的唱导不言，硬把它的时代拉后三世纪，不知何故? （二）文中所引维摩诘及其它变文藏于伦敦及巴黎的目录不知见于何书，抑系作者直接从各该图书馆抄得，均未注明出处卷页，使读者无从查核，不知有无错误。 (三) 臧晋叔序“仙游”“梦游”二录说：“若有弹词，多瞽者以小鼓拍板说唱于九衢三市，亦有妇女以被弦索，盖‘变’之最下者也。”“盖变之最下者也』的“变”即指“变文”，不能等闲看过。本来从前人不称“变文”而称“变”，所以张祜和白居易开玩笑，说他《长恨歌》中的“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是“目莲变”。臧氏的话很重要，我们从而可知在那时候“变”的流派有好几种，而弹词其最下者也。郑先生上文“也许”的话（页九七七、下、行五）二】可以大胆地改为肯定的了（“也许，变文的讲说佛经的一支流衍而成为宝卷，而其讲说史书，故事的一支却成为弹词了。”）。 （四）郑先生论弹词的流布说：“吴音之作，大都不是妇女的读物。流行于闺阁、家庭间者大都为官音之作。”（页九七二）这话不知有何根据?所谓”妇女”、“闺阁”，是指吴语区域的，还是指官话区域的?就我所知，事实上“吴音之作”的弹词，在吴语区域里面正是“五四”以前妇女的恩物，闺中的瑰宝。我在幼年时代，分明记得“三笑姻缘”、“玉蜻蜓”、“白蛇传”等吴音弹词，在亲戚中妇女读者里面最流行。我幼时常常被一些不识字的女眷们逼着念给他们听，忙得连夏天晚上乘凉的时间都没有。倒是“笔生花”、“凤双飞”一类郑先生认为“最为她们所耽读”的官音之作，对于她们很陌生。这些事实，好像正与郑先生所说的话相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