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文藻老师所提倡的“社区研究”用学科名称说实际上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结合。社区是指人们在一定地区内经营共同生活的群体。它可以是人数较少，经济较简单，文化较低的原始族群，也可以是人数较多，经济和文化较发达的农村、集镇和城市。按照这种观点，社区研究可以包括我1935年的广西瑶族调查、 1936年的家乡江村农村调查和后来1939年开始的云南内地农村调查（费孝通2006（1996）：509－510））。 通过这段话，我们不仅很清楚地了解到费孝通先生关于社区的概念，更是更深入地了解到费孝通先生关于族群的概念是一个跨民族概念、跨区域概念。他所表述的“人数较少，经济较简单，文化较低的原始族群”，虽然仍然保留社会进化论的痕迹，但已经很清楚地表述了一种思想：社区研究视角下的族群概念，是跟“人数较多，经济和文化较发达的农村、集镇和城市”的群体是相对应的。这些“原始族群”既有可能是少数民族群体，也有可能是“被父母民族所遗弃”的包括汉族在内的混合民族的后代： 至于那些被父母民族遗弃的小集团，比如南京人、里民子等等，原是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混合的结果，没有理由看成是许多新的民族的。他们大多说汉语，穿汉装，并没有民族的特点。他们现在被认为是“少数民族”的原因是在过去汉族不认他们是子孙，加以歧视和压迫（费孝通2006（1951）：77－78）。 费孝通先生的这篇文章（“兄弟民族在贵州”）里已采取动态而不是刻板的定义去界定族群。该文是在1951年写成的，但其中的观点却与1969年巴斯（Fredrik Barth）在著名的“族群与边界”论述不谋而合。例如，在欧美人类学界，在巴斯的“族群与边界”的论述发表之前，人类学著作中的族群概念一般被理解为：一个种族＝一种文化＝一种语言和一个社会＝一个拒绝或抵制其他文化的单位。巴斯反对这种“阻碍我们理解族群现象及其在人类社会及文化中的地位的公式”，因为它“虽然目的是为了提供一个重现实际形式的理想类型模型，但它却暗含着一种预先设想的关于这类群体的起源、结构和功能中的重要因素的观点” （Barth1969；巴斯2006（1969）：43；徐大慰2007）。 费孝通先生把族群研究看作社区研究，并以动态的视角看待中国历史上的族群关系，认识到族群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不是某种特定社会文化的产物。在1950年代中国开展民族识别工作的时候，许多学者的指导思想是“求同存异”，往往采取某些文化标准去套某个群体：相同或相近则属于一个民族，如果不相近不相似则不属于同一个民族。最常见的是试图用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四条标准（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去区分和识别民族。费孝通先生对当时的这种在政治上主流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学习了斯大林民族问题的理论，结合到我们当前的民族识别工作，我们首先应当注意不要简单地从任何一个民族要素——语言、地域、共同文化等等——来断定某一种人是汉人或不是汉人，断定他们应当成为一个民族或应当分成若干民族（费孝通2006（1954）：124）。 费孝通先生的这个现在看似已是常识的意见，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提出来，不仅仅是睿智的体现，还是一种勇气的体现。这个意见以及受这种意见影响的理论观点指导了后来的民族识别工作，避免了完全照搬套用斯大林模式，走出了一条中国自己特色的民族识别之路。这条路得益于费孝通先生把族群研究视作社区研究，得益于他把历史上的族群关系理解成不同民族的动态的互动关系。 三、在民族识别中强调主观认同的思想 在人类学族群理论中，主观认同（subjective identity）与客观识别（objective identity）的区分是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的。从意识形态的起源来看，这种区分的理论类型源头是理念论（ideational）和唯物论。理念论认为根本性变化是精神活动即思想和观念的结果。唯物论则相信生态资源、钱财以及各种产品等物质条件是原初动力（费特曼2007：5）。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直接受前苏联的影响，而前苏联的民族学是受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所支配的。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民族识别工作的理论类型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观点，是根据客观存在的文化事实对不同的人群进行分类。其中最为著名的概念是斯大林的民族概念。费孝通先生介绍过当时他担任中央民族访问团副团长、贵州分团团长时的情况： 我们访问团开始在掌握识别民族的标准时，主要的理论根据来源于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斯大林的定义指出，一个民族有四个要素：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和共同的心理素质。从定义上去理解，大家觉得很清楚，可是联系实际却不容易（费孝通2005）。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费孝通先生以动态的族群认同建构思想来看待中国国情下的民族识别，避免了被斯大林的民族定义牵着鼻子走。当时的情景下，还要考虑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意见，例如毛泽东、周恩来、李维汉等领导人在论著或讲话中所提到的涉及民族识别的意见，学者们都要认真考虑并接受下来。费孝通先生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我们对《毛泽东选集》里提到过的各个民族，都给以承认了，但是在提到的各民族之后还有“等等”两字，这“等等”的内容要我们来填进去。没有搞清楚的不能随便填，当地人不同意的也不能填进去（费孝通200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