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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清楚了族群认同的建构性之后，费孝通先生继续思考产生民族的原因。他虽然清楚认识到被识别对象的主观认同的重要性，但仍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唯物论的角度指出经济力量是形成一个民族的强大力量。这实际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里的“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观点，从而将民族看作一种上层建筑，是人们的主观意识的产物。这与他在上述表述中所坚持的主观认同遥相呼应。他关于经济力量决定民族形成的观点是这样说的： 仅仅有了共同区域也不能就说是一个民族。斯拉夫族在最古的时候就生活在同刚的区域上，但那时并没有形成俄罗斯民族。把这些人满足成一个民族必须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才行。这种力量就是经济力量（费孝通2006（1996）：125）。 …… 导致民族融合的具体条件是复杂的，但主要是出于社会和经济的需要。汉族的农业经济是汉族凝聚力的来源（费孝通1989）。 从上面的经济力量决定民族形成的观点之外，费孝通先生特别看重历史记忆对人们建构新的认同的作用。例如，他对汉语“民族”这个词汇有精辟的解释，看到以下的这段论述，就会使人强烈感觉到费孝通先生动态的、整体性的历史观。“‘民族’概念是活的，不是死的” 这句话浅显易懂地表达了族群认同的动态性和可建构性： 从我国历史上看，中国人开始使用“民族”这个词汇，是在汉族人民反对清朝统治中国的时候。“民族”这个词可能是梁启超那批人从日本引进的。满清统治者对其他民族的歧视和压迫，激起各族人民强烈的民族自我意识和民族尊严感，又在各民族共同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列强的斗争中，出现一个中华民族的概念。在我们的革命文献里，“民族”两个字实际上有两个用法。讲“中华民族”时包括了汉族、满族和其他几十个少数民族：讲具体民族时，指的是中国领土内部的几十个民族。洋人侵华的时候，我们各个民族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一致感到“我们”是一个完整的“中华民族”，我们是一个根上长出来的，命运与共的人，能够坚持不懈地团结抗敌。尽管事实上 “中华民族”里的人们来源不同，居住地点不同，语言有差异，但是有共同的“所属”，即“我们”，在普通词汇里叫做“ 自己人”。因此，“民族”概念是活的，不是死的，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民族现象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费孝通2005） 在1989年发表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里面，费孝通先生例举了许多汉族融于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融入汉族的事例。他特别举了梁漱溟先生对其蒙古族身份表述作为例子加以说明： 蒙古人融合于汉族的具体例子见于梁漱溟先生最近出版的《问答录》。他说：“我家祖先与元朝皇帝同宗室，姓‘也先帖木耳’，蒙古族。元亡，宋代皇帝顺帝携皇室亲属逃回北方，即现在的蒙古，而我们这一家未走，留在河南汝阳，改汉姓梁。……说到种族血统，自元亡以后经过明清两代，历时500余年，不但旁人早不晓得我们是蒙古族，即自家人如不是有家谱记载也无从知道了。但几百年来与汉族通婚，不断融合两种不同的血统，自然是具有中间的气质的。”在看到这段话之前，我从来不知道梁先生的祖先是蒙古人，他并没有报过蒙古族，而安于自认及被认为汉族，但是有意思的是他这500年前的血统渊源还看成是他的“中间气质”的根源。可见民族意识是很深的。解放之后，原来已报汉族而后来改报蒙古族的人数还是不少的。（费孝通1989：16－17） 梁漱溟先生“没有报过蒙古族，而安于自认及被认为汉族”，后来却说出“我家祖先与元朝皇帝同宗室……”。关于梁漱溟的蒙古族身份的表述，可以用现代人类学族群理论的建构论去解释。正如保加利亚社会科学院人类学系察内娃（Ttaneva）教授所指出的： 建构论认为族群是纯粹的现代构建的结果，是一种适应策略。构建论认为民族是由国家、族群的精英们创造出来的，国家象征及对国家的忠诚是某一群体基于他们自己族群的利益而构建的，也就是说这种建构是有利于某一特定族群的。从这一角度来看，民族性是被人们操纵的工具。然而实际上上述观点也并不是完全真实的，族群是文化认同的标志，不仅仅是被用来对某一目标的诉求，它与过去有联系，而被现代化理念组织化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应用这两种方法于经验研究中，它们实际上是统一的。总而言之，还是那句话，即民族性不是一个客观的东西，而是具有思想主观性的。这一派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为代表，他的《想象的共同体》这本书是阐释构建论的最好例证，他认为族群是想象的，不是客观存在的人们共同体（察内娃2006）。 笔者曾经研究过的四川尔苏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出现强调尔苏人族群性和强调尔苏人属于藏族的两派。两派各自用有利于自己一方的文化内容积极建构各自的认同。从而形成一个族群性群体内部的两种认同分歧的现象。后来国家把尔苏人划入藏族当中（巫达2005；2006ａ；2006ｂ；2010）。尔苏人的情况，正好可以印证费孝通先生的族群认同建构思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