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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机械的”方法论 19世纪研究口头传承的学者，他们有一种冲绝一切的满腔抱负，但他们被20世纪初的那些更为理智的学者所战胜。“芬兰历史—地理方法”和“年代—地域假设”，其核心就是根据大量材料来证明故事的传播。民俗学者继承了前一种方法，人类学者继承了后一种方法：这两个方法的主要区别，在于书面文本的有无。对于“芬兰历史—地理方法”的追随者来说，最早的记录文本，它的断代便标志着文本的书面研究的开始。人类学家如鲍亚士一直从事无文字社会的文化研究；因此，他们并不拥有那些民族的人们自己的书面文本。他们因此依靠地理传播的故事。这两个学派都认定，一个故事从中心点向四周的流布，就像水面上从抛掷卵石的地方，向四周不断扩大的波纹一样。一个故事，它在地理上的扩散越广阔，那么该故事便越古老；故事的原始形式可能就在它的传播中心。对这两种方法说，它们的立足点便建立在大量记载的形形色色的故事或文本上。阿尔奈(Antti Arne)这位芬兰人和汤普森(Stith Thompson)这位美国人，是芬兰历史地理学派的两个主要的推动者。为采集故事传承路线的具体材料，先是阿尔奈，后来是汤普森，他们认识到需要建立一个可供参考的工具。以便能够让学者们把引用的叙述作品标准化。这些作品是他们从许多不同的文学和文化资源中采集来的。阿尔奈和汤普森的《民间故事类型》和汤普森的《民间文学母题索引》就是这一思想的产物。在这种关注流布路线的方法中，作为口头传承的传播者和故事讲述者却无从提起。[v]假如说19世纪的学者们，会在叙事作品细节缺失之处进行润饰、修改的话，那么，20世纪初的那些学者们，会试图建立虚幻的故事的起源，为此，他们将缩小视野，只研究民间叙事的赤裸裸的骨架。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失去了讲述者以及讲述者传递故事的目的[vi]。 文化的方法论 文化的方法论填补了由芬兰历史—地理方法和年代—地域假设留下的社会沟壑。“文化反映物、文化与个人、功能主义”方法论，它所强调的是口头传承作为材料系统，其中熔铸了文化的意义，服务于社会成员的需要。鲍亚士(Franz Boas)在其西北印第安人的田野调查中，发现特林吉特印第安人、钦西安印第安人、夸扣特尔印第安人的口头传承，反映了他们的文化的细节，如亲属、狩猎、食物准备，还有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的细节。鲍亚士所研究的那些社会，在前20年内发生了剧烈的变迁，加之他热衷于原初形态的文化(precontact culture)，他将口头传承作为这些文化的资料来源之一。鲍亚士在其著作《反映在神话中的夸扣特尔印第安人文化》中论及故事，认为它们“反映了生活的模式，人们的思想，或许还包含了叙事者感兴趣的一切。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情感的情况，会以故事这种方式表现出来，这些情况表现出他们的思想意识，并有可能摆脱欧洲人的观察者的偏见”(v)。与此同时，鲍亚士的这种方法与他的所谓的过去文化的历史重建相关联。当然，关注的焦点不一定放在过去。尽管目前的研究中很少使用这种方法，它对于口头传承的研究仍然是很重要的。 文化反映论者持有一面文化的镜子，他们知道这面镜子里都有些什么内容。同时，文化与个人的方法论则强调了文化中所找不到的东西，而这种东西是表现在口头传承中的。本尼迪克特 (Ruth Benedict)是这一学派的推动者之一，她是鲍亚士的学生，她依赖于这些由她的良师益友和其他人发展起来的思想。在《祖尼印第安人神话学》(1935)中，她综合研究了朴布罗印第安人的文化，这一传统文化表现在叙事文化中，但是，在朴布罗印第安人的现实生活中已不复存在。例如，故事里的人，他们进屋子时，要爬上梯子到房顶，再由洞开的屋顶缘梯而下。依本尼迪克特所见，这是一种早期时代的“文化滞后”。(i：xv)她讨论“文化滞后”时，使用的方法与鲍亚土的无甚区别，不外是沿袭了他的通过叙事文本进行历史重建的思想，但是，她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故事的书面阅读上。她论述了故事的形成是由心理需求来完成的，这些心理需求包括成就感，与不健全的社会组织建立起情感上的认同，允许被压抑情感、愿望的释放。对于本尼迪克特和其他人如杜波依斯(Cora Du Bois)和阿伯兰·卡迪纳(Abram Kardiner)来说，最为重要的是，故事不再是文化的精神气质的反映，以及社会成员形成理想个性的手段方式。正如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论述的那样“一种文化就像一个人，是一种几近一贯的思想与行为模式”(46)。而口头传承便是文化的一种手段，它反映了这种模式化的过程。 功能主义方法强调的是口头传承如何对社会有益。马林诺夫斯基曾在新几内亚海岸特洛布里恩德群岛的民众中进行田野调查(1915—16，1917—18)。他利用这些材料突出强调了“神话如何具有稳定习俗的规范力量，认可行为模式、赋予某一制度以尊严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Argonauts328)。简言之，神话的作用是给予信仰以社会学上的特许状。特洛布里恩德群岛的土著人，他们利用神话故事的背诵，来为他们的仪式和信仰提供合法性依据。口头传承把他们与过去的时代连接起来——的确，叙事被称为libogwo，即“老故事” (198)——而且保证未来的生命的不朽。因此，根据马林诺夫斯基功能主义的方法论，口头传承对于人们来说，有它实在的工作要做：它从根本上加强了人们的世界观和现实感；在一个不安全的世界里给他们以安全感。巴斯科姆(William R．Baseom)扩大了马氏的方法论，对于民俗的功能做了细心的研究。在承认民俗的娱乐作用的同时，巴斯科姆认识到民俗的下列四种作用：口头传承通过创造一个奇异的世界提供了一个现实的避难所；正如马氏所论述过的，民俗证实了文化，强化了传统；民俗“在无文字社会里，具体地而不是包罗万象地教育了民众”；(“Four functions”293)民俗培育了社会的一致性，这主要凭借一些社会暗示、教喻，暗示性的东西支持大家都接受的行为模式，排斥越轨行为模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