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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象征主义和解释学的理论 在结构主义学说中，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认为，口头传承反映出人类意识的潜在的或深层的结构。与普罗普不同，列维—斯特劳斯不是专注于单一的样式，即某一社会的民间故事；而是将文化的所有方面，从亲属称谓到神话学的叙事，统统看作是人类意识的潜藏的、普泛因素。他将syntagmatic和paradigmatic[xii]作出了区别，前者为表层结构，是普洛普关心的，后者为深层结构，是他本人所关心的。利用数字计算机作为类比，列维—斯特劳斯阐述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可以用二元对立的术语来说明：昼／夜，黑暗/光明，男人／女人，左／右，上／下，以此类推。这些感觉知觉，按照一定的结构，被埋进深层的、认知的层次；文化的诸方面提供了系统的手段，用来调节或沟通对立双方。在论文《阿斯迪瓦尔的故事》中，列维—斯特劳斯按照四个层次或顺序，来分析次姆申印第安人的叙事：地理的，技术—经济的，社会学的和宇宙的，这些提供了编年史的描述。同样按照四个范畴，他还研究了schemes(先验图示)，他说这四个范畴是“同时存在的，相互之间重叠的”(17)。通过复杂的分析，列维—斯特劳斯接近了一种“世界统一”的先验图示，他向读者保证，这种先验图示能够产生“信息结构”(21)。 象征的解释学理论，对于形态的形式主义学说，以及结构主义理论的赤裸裸的唯理智论，是排斥的。按照格尔茨(Clifford Geerts)的话说，该学说“从土著的视点”出发，强调其文化的意义系统的重要性。表现的文化包含口头传承、艺术、节日、仪式、音乐、游戏。在这种文化里，人们讲述的故事是关于他们自己，也是为了他们自己。对于口头传承的研究者的挑战，就是要在复杂的象征的地层中发现一些东西。格尔茨声明，该学说将不可能允许学者涉猎广阔的跨文化的时尚，而是要求附着于一种特殊的文化之内(深描)。意义的历境在某一个文化的场景中被现场化了。列维—斯特劳斯学说的世界性，被文化主位研究(emic)即土著的思想范畴所代替。[xiii] 为避免两种理论的对立、冲突，费尔德(Steven Feld)将结构主义和解释学的方法论结构起来(Sound 225)。他运用这两种方法对神话《一个成为穆尼鸟的男孩》进行综合分析： “总而言之，故事的结构主义分析，将一些片断编织为一种顺序，包括了挑衅、调解、隐喻。从结构上阐述就是，社会的观念(sentment)，由鸟(birds)来转换，用声音(Sound)以隐喻的形式表达出来。通过成为一只鸟这一调解，这些形式在神话学的意义上完成了。然后，通过由哭到歌，由歌到哭的转换，这些形式又在文化上被激活了。这两种转换都涉及到表演者成为一只鸟的规定。”(42—43) 费尔德还吸收了语言交际民族志，它主要研究涉及语言的社会运用的一些文化规则。他的研究表明，人们并非一定要在结构主义及其普泛导向和解释学方法论及其文化上的具体观照之间作出选择；人们可以结合这两种方法对于神话、歌和情感进行深层的、敏锐的解析。 精神分析法 在精神分析学说中，口头传承是作为无意识的欲望的象征性的投射。或者，像弗洛伊德所说是“投向外部世界的心理学”(引自Dundes“Earth-Diver”273)这种投射可能是直接的，比如当渴望被转换成其他表现形式时，也许它可能是种颠倒的投射，它涉及到如邓迪斯所解释的“一种转换”(《民俗的精神分析学研究》29)。在这种更为复杂的投射中，一种个人的欲望或感情被归因于另一个人，这个人“是那些情感的对象”(《格林故事的精神分析学研究》60)因此，在《无手少女》(阿尔奈·汤普森241—241；故事类型706)里，正是那位女儿渴望等到她的父亲；但是，由于投射的颠倒，这被解释为父亲想娶他的女儿(60—62)。正如邓迪斯强调的，口头传承提供了“表达个人渴望的一种社会约束力的手段”。社会规范本身也常常要求伪装的幽默，因为人们“不便直说的时候可以开个玩笑”(“Ways”44)。 在《爆笑：病态幽默系列和老套话研究》中，邓迪斯写了这种伪装：“非常关键之处在于，笑话的意义并不是明白清晰的。如果人们在讲笑话时，知道他们在进行何种内容的交流，那么关于笑话的作用就会失去，这种作用是禁止表达一些带有禁忌的观念和话题。哪里有渴望，哪里就有表达这种渴望的一些笑话。”(vii)。因此，笑话系列以及其他形式的口头传承使人们有可能表达一整套受压抑的情感和退化的戏语。(例子请见Dundes，Adrahams)。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