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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民俗学的博士学位吸引高质量的学生一直都没有问题。这些学生没有去选择大量的应用学科，他们来自各类大学和多种学科。无论曾攻读人类学、哲学、语言学、文学，或是文化研究的本科，他们都没有选择在这些领域继续攻读研究生。对这些学生而言，正是“民俗”这一名称成功地吸引他们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长期攻读更高的学位。在20世纪90年代，大学经营模式的调整出现了一些本质问题，如果大学确实成为一个企业实体，它就必须能够明确保障其入学的底线。对取得学位的计划做出相当精确的评估才能吸引有能力的学生。民俗学在吸引这样的学生上并不存在问题。过去5年以来，申请攻读民俗学博士的人数一直在增长。尽管1996年印第安纳大学（IU）、宾夕法尼亚大学（U. Penn）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UCLA）只接受了全部申请者的25％左右。申请者来自从伯克利、布莱迪斯到曼谷大学等范围广泛的研究机构。民俗学系的教授对于接收的学生都非常满意。那么，民俗研究和民俗学教学计划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人们可能会问，作为企业的大学雇佣的底线是不是有问题，这底线也许就没有给民俗研究留出位置？ 民俗学市场问题可以让事实来说话，但理论和寓意的问题更易使人误入歧途。对“民俗”最严重的指责是说这一名称已经腐朽（taint），导致腐朽的正是促使其兴起的力量与历史的变迁。柯什布拉特-吉布利特认为，民俗最初是被制造出来的，而不是被发现的。与其说它是被探索发现的，还不如说它是被命名和用概念制造出来的（1996:245）。这使得民俗学成为“一门看得见末路的学科”，可以预料到它即将消失（1996:249）。她声称民俗学者认为是真实的世界造成了民俗的消亡，但事实上这却是学科本身的问题。消亡的时刻不会改变，我们只是徒劳地从一个即将覆灭的位置上换到另一个同样快要覆灭的位置。现在是民俗研究消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这是无法改变的。这“预示着覆灭是我们学科自身的规律，正因为有这一规律才始终威胁着它的存在”（1996:249）。 她还指出，民俗学永远会受到促其诞生的力量的连累，因为它的职责只是收集、记忆和保存，仅仅作为“遗忘”登台之前的序曲而存在。17、18世纪的风俗、信仰和行为表现刺激着古物收集者的兴趣。到了19世纪，民俗学者已与时代脱节。这些风俗充其量被看成是古怪离奇的事项，最糟的情况下还被看成是粗野低级的错误，对它们的描述和研究实际已成为风俗消亡的前奏。 她引用大量的实例为证，说明民俗学的兴趣所在和描述消亡仪式的文化功用（1996:246，248）。“事项……不是用来理解文化，……相反的，它却以自取灭亡的方式来表演文化”（1996:246）。柯什布拉特-吉布利特认为，民俗学从它诞生之时起就卷入了文化消亡的过程。当民俗学宣称它研究的是过去时，就已明显地将过去转换成“虚假、错误、幻想和歪曲”（1996:246）。毫无疑问，这样的民俗学在理解民众的想像力时存在偏差。她的看法暗示了民俗学从开端起就有问题。 尽管在一些场合民俗学者依旧将民俗看成谬误，我还是很难认同她对民俗研究的整体观照。首先，如果纵览同时代对民俗学如何看待过去的指责，就会发现这些指责并不认为民俗学是将过去平凡琐碎化或特意强调过去的谬误。恰恰相反，民俗学常被指责为将过去浪漫化并强调其中的价值。看待过去有多种态度和观点，有些会被忽略遗忘，而有些又被纠正改造。这两种态度都被应用于民俗学研究当中，如果说其中一种出了问题，那么出问题的应当是民俗学倾向于将过去看成是可以保存、改造并赋予新生的资源。民俗学的浪漫化是民俗研究的主流观念之一。有浪漫倾向的民俗学者不满足于将过去仅仅看成过去，他们试图描述、重现和评估过去，将过去提升为纠正当前问题的一剂良药。他们的工作并不是根除某种风俗，而是要努力保持甚至复兴濒危的艺术、风俗和生活行为（Eff 1990；Evans 1988；abbour1989）。就连柯什布拉特-吉布利特也明白，“民俗学最擅长保存”（1996:249）。 各州民俗研究学会的兴起，意味着对其他学会和文化组织的抑制与消解并没有影响各州政府的民俗学教学计划的实施与政策的制定。民俗研究能吸引、获得或削弱各州政府关注的程度，取决于调查研究的问题。要确保存在或已经存在全体一致同意实施的计划和目标，就需要各州的学会达到同质性的无争议程度——哪怕是现在为小规模研究和更好的交流而进行争执。民俗学者不会抹掉过去，也不会为了忘记过去而进行研究和描述。正如劳伦斯·高莫（Laurence Gomme）所讲的民俗特色：“如果说对过去的调查研究不是完全徒劳的，也并非毫无意义的，那么毋庸置疑，民俗为我们提供了与当今的知识领域中已经消失的无数代人的心灵、思想及灵魂的最密切的联系，并提出了认可与尊重这些民俗的要求”（引述Dorson 1968:26）。 当本迪克斯与柯什布拉特-吉布利特陷入对民俗学“腐朽”的争论时，前者主要关注民俗学徽章上的一个污点：以民族国家主义将民俗和传统变为排他主义、法西斯主义，有时甚至还成为谋杀者的帮凶。“民俗学中所铭刻的意识……就已经暗地里，或……甚至公然地成为震慑百万幽灵的帮凶”（Bendix 1998:238）。她强调，如要民俗学者来为“民俗”这一名称负责，就会避免对这一名称的滥用。她称赞德国的民俗学者摆脱了“人民学”（Volkskunde）一词，因为这一术语来自种族主义。“无论再怎么正本清源，人民学永远都无法脱离纳粹分子’纯粹之人’（Volkisch）的意识”（Bendix 1998:240）。因此，她赞同德国大学将学科名称从“人民学”改为“欧洲民族学”（Europische Ethnologie）和“经验文化学”（Empirische Kulturwienschaft）。但我认为，这样改名不合适。改名是最有效的遗忘：它能抑制缅怀往事的烦扰，但是过去应被牢记。民俗学以至所有学科，都应当对其曾被利用和可能又被利用的领域保持警惕。人类学没有被要求改名，但19、20世纪的“人类学家”也曾深陷于种族主义的需求（每个领域的人文科学从业者均是如此）。即便是声名狼藉的学科史，我们也要了解与铭记，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过去还将继续。纳粹主义不会重现在民俗学的描述当中，曾用于研究优等民族主义的民俗学也不会使民俗事项的民族主义化与生俱来，或使民俗学者成为优等民族主义者（参见BenAmos:1998）。过去几十年，“铭刻”（inscribed）这个词非常流行，但它会像民俗资料本身一样被更慎重地使用。如此提炼学科本质，将其表述为“腐朽”或“铭刻”，都会受到怀疑和批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