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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爱伯哈德的主观立场看，他的确希望达到对于中国文化特殊性的客观认识，为此，爱伯哈德同样遵循了索绪尔的无（活动）主体原则，也就是说，爱伯哈德研究的同样是共时性的法则而不是历时性的主体活动。当然，在爱伯哈德的法则面前抽象的文化主体（尽管抽象程度不高）是否已经隐退到学术幕布的背后而只是作为法则生成的逻辑前提的确还是一个问题，将规则闭锁在特定文化之内也一定会削弱其结论的普遍有效性，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质疑爱伯哈德的中国文化特殊论，然而，爱伯哈德先验的主观立场是尊重而不是蔑视中国文化的客观性则是一个可以确定的事实。但这仍然刺激了丁乃通的民族主义情绪，因为丁乃通的民族主义是希望在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中为中国文化争取合法性地位的民族主义，而不是自绝于世界文化之林的民族主义。因此，尽管丁乃通的研究最有可能引导我们朝向普遍性、共时性的内在性认识，但丁乃通研究的起点和终点始终被一个外在性（政治性）的问题意识和问题指向所笼罩。共时性的内在性学术仍然可能内化外在性的问题意识，这在索绪尔关于“内在的”和“外在的”语言学命题中，具体地说在索绪尔关于从研究对象方面排除活动主体的内在语言学中根本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索绪尔的命题不能有效地说明芬兰学派和丁乃通的案例，那么索绪尔命题的问题出在哪里？ 索绪尔的命题是有具体针对性的，他的内在语言学思想主要是想纠正19世纪欧洲占据学术霸主地位的浪漫主义历史语言学的偏颇。索绪尔发现，在历史语言学当中，外在性的政治问题如何已内化为学术的基本问题，索绪尔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倾向，而不幸的是索绪尔恰恰言中了，后来的历史完全证明了索绪尔的预言，浪漫主义历史语言学最终成为德国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极权政治的学术根基。就此而言，继续索绪尔的历史语言学批判至今仍然是我们必做的功课，因为将外在性的政治意识形态内化为学科的基本问题仍然是中国当前一些民间文学研究中历史主义研究的内伤。历史主义研究以客观性相标榜，但是这种以活动主体的历史命运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基本问题意识正是历史主义研究不可能坚持价值中立的客观立场的主要原因，因为在这种历史主义的研究当中，研究对象中活动主体的价值内涵已经为研究主体先验地接受或赋予了。23 但是，在经历了近二十多年学术自主的不断努力之后，当前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中更主要的倾向不是在研究对象中容纳活动主体的历史主义研究，而是在研究对象中排除了活动主体的形式化文本研究。近年，芬兰学派的民间故事母题和类型研究、普罗普的童话功能研究，以及弗莱的神话原型研究在中国民间文学界受到热烈欢迎，作为对经典民间文学理论统治下政治——主体性研究的反叛当然有其充分的学术合法性。形式化研究的初衷无疑是为了强化学术的纯粹性质并且尽量避免意识形态的介入，但是近二十年的学术实践证明，仅仅从研究对象中排除活动主体的最终结果往往是使民间文学研究自身丧失了五四启蒙主义、人文主义民间文学研究的批判精神，同时也丧失了诊断当前重大社会问题的反应能力，使之成为对社会基本“无用”的学问，而且这样做的结果也并不必然地保证民间文学研究不会内化外在性的、政治性的问题意识。因此在我看来，当前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中的危机性倾向是：在有意识地排斥了外在性政治因素于形式化研究的领域之后，内在性研究却仍然无力阻止甚至无意识于外在性问题意识的再度内化。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中华民间文学史》的写作。 《中华民间文学史》的核心概念是民间文学的“体裁”，作者们把民间文学分成八个体裁：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叙事诗、民间小戏和谚语、谜语。民间文学体裁（文体）以及“叙事模式”等形式范畴的切入角度体现了该书作者们企图从内在的无活动主体的立场进入历史叙事的初衷，也就是说，作者们实际上做的是在把民间文学的活动主体排除出历史叙事的同时又把民间文学的文体看作是自我生长、自我发展的有机体。但是，活动主体在叙事表面的暂时阙失并不意味着逻辑主体从叙事底层被真正剔除。正如索绪尔早就指出过的：由于历史语言学家的努力，当他们“把比较所获得的一切成果都置于历史的展望之下，从而使各种事实联成自然的顺序”之后，“人们已不再把语言看作一种自我发展的有机体，而是语言集团集体精神的产物”，24隐藏在历史叙事背后的主体仍然会向我们发出冷笑。爱伯哈德的抽象文化主体的先例在前，《中华民间文学史》的抽象民族国家主体步尘其后，当《中华民间文学史》依托今日中国的政治疆界而追溯境内各主体民族民间文学历史的时候，其为现代中华民族提供历史正当性与文化合法性的社会功能也就内在化为该书的基本主题，借用炳谷行人的说法，就是内在化了外在性（政治性）的问题。25 因此，索绪尔命题的问题性就在于：“内在性”和“外在性”的区分是建立在经典的科学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之上的，因此，索绪尔关注的只是认识对象，他认为，只要在研究对象中排除了主体的活动或者活动的主体，而专注于活动的法则，就能够最大限度地排除内化在“对象主体”主观意识中的外在性因素。当然这只是一个幻象，一个19世纪科学主义认识论在学者心中所造成的幻象。不仅仅是索绪尔，普罗普又何尝不是如此？而为了转换索绪尔的命题，当代学者已经尝试着把索绪尔的“主体”范畴进一步区分为“对象主体”和“研究主体”，用人文解释学的术语就是：我们应当区分对象主体的当时语境和当下语境的研究主体。索绪尔注意到对象主体的当时语境，但是索绪尔没有注意到研究主体的当下语境。伊格尔斯写道：“历时学中的解说的性质显然不同于严谨的科学中的那种（解说），因为它必须要考虑的不仅有它那研究对象的意图和个性，而且还要有研究者的主体的作用。”26索绪尔错误地认为，外在性问题是由被研究的对象主体将自己的语境问题带入研究过程所造成的，而今天我们通过丁乃通等人的研究实例已经认识到：外在性问题其实是由处身当下语境的研究主体带入研究过程的。索绪尔认为被研究的对象主体的语境化活动会造成学术研究的外在化，但他恰恰忽略了研究主体自身的语境化研究活动才是造成学术研究外在化的真正原因。丁乃通的案例和《中华民间文学史》的案例都说明了，在纯粹内在性的形式概念当中如何可能内化外在性的问题意识。据此，将规则抽离活动主体和主体活动，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仅仅将文本抽离文本语境的做法被证明并不是一个绝对地使学术研究的客观性达致最大化的有效途径。如果我们仅仅为了追求纯粹的内在性学术而将对象主体彻底排除在学术研究之外，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对象排除在了内在性的学术研究之外，而同时却又掩盖了外在性问题内化的危险。当然，索绪尔并非不承认外在语言学的合理价值，但他对于外在语言学拒绝外在性问题的能力是有疑虑的。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对于研究主体自身语境的充分自觉，那么我们的所谓内在性研究仍然可能是不客观的，甚至是最不客观的。 经过转换的索绪尔的命题可以使我们更有效地观察、思考当前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一些最新进展，而一旦我们了解了外在性问题根本或者主要不是由于将活动主体引进研究对象，而是研究主体将自身的主体意识带入研究过程所造成的，那么“从文本回到语境”的口号如何理解就成为一个歧异的问题了。“从文本回到语境”的进一步细化就是“从文本回到田野”，“从文本回到人本”，“从文体回到主体”，“从事象回到事件”，“从文化回到生活”等具体口号的提出。27这些命题当然都是基于对经典民间文学历史主义文本研究日益蜕化为单纯的形式主义研究的弊病而提出的，如前所述，弊病主要表现为：历史文本研究日益丧失了批判性的人文关怀，以及继续无意识于内化的外在性的问题意识。回到人本，回到主体就是要重新恢复五四以来民间文学研究固有的批评意识和人文意识。当然，这从当年索绪尔的内在性立场看来是不可容忍的。 “从文化回到生活”的口号也是高丙中在《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一书中提出的，其针对的问题是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中愈演愈烈的书面文本特别是书面历史文本研究。高丙中认为，书面历史文本研究最终导致了极端化和绝对化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研究，研究者最终迷失于对书面历史文本进行形式化研究的学术智力游戏，而完全不关心被研究对象主体的命运和遭遇，从而使学术研究从根本处丧失了批判的、人文的终极关怀，因此学术研究应当从单纯研究文本回到研究语境中的文本也就是回到关注创作了文本的、活动着的实践主体（不仅仅是逻辑主体）的研究立场上来，从而“关心在传统向现代的大转换过程中显得异常艰难、异常困苦的人生”。索绪尔在世，他不会赞成这种意见，因为索绪尔坚持认为，在研究对象中引进活动主体也就意味着引进了对象主体的外在性意识，从而会导致学术研究的外在化。当然，事实已经证明索绪尔的判断是偏颇的，与对象主体相关的研究也可以是内在性的，而与对象主体无关的研究却也可以是外在性的。普罗普的童话形态学研究已经证明排除对象主体的研究可以达致学术研究最大化的内在性，而近年中国学者引进活动主体于被研究对象的实验研究同样可以是内在性的，当然也可以是外在性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