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民间文学研究的“学术 --政治”实践前景 以上，我借助索绪尔关于学术研究“外在性”和“内在性”区分的标准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民间文学学科中出现的一些具有理论性的研究趋势做了简要的评估，现在总结一下： 索绪尔的“外在性”和“内在性”命题针对的是研究对象而言，他认为，研究对象中存在法则、活动和主体之别是导致“外在性”和“内在性”学术的基本原因。我在借用索绪尔的命题同时对该命题又进行了解释学的解构和转换。解构转换的结果是：学术研究的性质不是由研究对象所决定的，而是由研究主体所决定的，是研究主体而不是对象主体将外在性的问题带入了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因此在研究对象中是否有活动主体的存在并不是导致学术研究呈现外在性和内在性的关键。在研究对象中有对象主体存在仍然可以是内在性的研究，而在研究对象中没有对象主体存在也仍然可以成为外在性的研究。28 总的来说，由于研究主体的问题意识介入到研究过程当中，使得所有的研究都有变成外在性研究的可能，从此，真正的、纯粹的内在性的研究已经成为传统认识论的一种过时的幻想。在排除了所有的“内在性”之后，问题只剩下：“是什么样的‘外在性'？”即使研究主体尚未有明确的外在性问题意识，也很难避免研究本身的外在性质。伽达默尔认为，研究主体的自身语境往往是研究主体自身难以完全意识到的。29因此无论你意识到没有，“外在性”都是研究主体所无法回避的问题。当炳谷行人说“索绪尔之后没有内在语言学”时候，从解释学的立场看这说法可以成立。炳谷行人的意思是说，在索绪尔之后，没有人对学术所遭受的外在性政治性意识形态的影响有过清醒的认识。炳谷行人说得不错。 当前中国的民间文学研究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经典性的包含着活动主体对象的文本研究已经越来越多地转换为无主体对象的形式主义研究，借用索绪尔的话说就是：外在性的研究转换为内在性的研究。作为对外在性研究的意识形态反叛，内在性的、纯学术的形式主义研究倾向有其充分的存在理由。但是，从人文解释学的立场看，当前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中的内在性倾向却有可能掩盖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外在性”。索绪尔的两分法命题使我们无法有效地面对新的历史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对索绪尔的命题加以适当的转换，重塑外在性研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今天，当我们把关注的目光从对象主体的语境活动转移到研究主体的（研究）活动语境，我们已经看到，在学术研究的实践过程中，研究主体如何可能把外在性的问题意识内化为研究对象本身的问题。在经典认识论看来，对象原本是自在地存在着的；然而在解释学看来，自在存在的对象却深受研究主体问题意识的制约。在生活世界中，学术研究的对象无处不在且混沌未分，而学科对象被划归各个学科的研究范围端有赖于研究主体的辨认和分解。是研究主体的问题意识照亮了被研究的对象，使研究对象从混沌的黑暗中显现出来。就连坚持经典认识论的索绪尔也早就意识到：“不是对象在观点之前，是观点创造了对象”。30在当前中国民间文学界，还少有人从理论上阐述研究主体问题意识介入研究过程的问题性，而仍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对研究对象性质的讨论，认为在研究对象中隐藏着学科发展的必然前途，以及挽救学科于狂澜既倒的必要途径。其中的误区和盲点无须再加分说。当年，顾颉刚一行登上京西的妙峰山，却只是顾颉刚一人手抄了一大叠张贴的香会会帖带回家研究，仅仅是因为其他的人手懒吗？不！正是顾颉刚的问题意识使那些“原本就在那里存在”的“东西”忽然变成民俗学研究的无价的材料。31 当前中国的民间文学研究正在进入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传统的、经典的、内在的认识论研究仍然有其存在理由，同时，外在的解释学研究也已初露锋芒。重要的是，在年轻一代学人当中，重塑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启蒙主义和人文主义民间文学研究那富于批判精神的优良传统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之间的共识。32在经历了新时期纯学术的形式主义研究的纯洁梦想之后，他们再次醒悟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他们希望自己的学术研究最终成为对社会“有用”的学问。在当前的研究趋向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中的解释学倾向，经典的、启蒙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认识论的民间文学研究将批判意识的表达诉诸于被研究的对象，认为价值和意义是从研究对象中发掘出来的。但是在今天持解释学立场的青年民间文学学者看来，价值和意义则主要是由研究主体赋予研究对象的，即研究主体从自身存在立场出发所做的“筹划”或“规划”，33或者更准确地说，价值和意义是在研究主体和对象主体之间的对话中生成的。在解释学看来，学术研究的过程就是研究主体与被研究的对象主体之间的对话过程，就是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主体间”相互寻找共同语言的过程，于是传统认识论的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反映——被反映关系就被现代解释学的“主体间”对话关系所取代，传统认识论的研究主体借助概念进入研究对象、规定研究对象的过程就为研究主体选择词语接近被研究的对象主体同时被研究的对象主体又反过来使用自己的“切口”词语纠正研究主体的过程所取代——认识论于是变成了修辞学。批判性的修辞解释学要求研究主体尊重被研究的对象主体，但“尊重”不是认识论的移情体验，而是实践论的介入商谈。在解释学的介入式研究中，研究主体和对象主体双方的身份都发生了改变，五四式研究主体的启蒙身份终于被搁置。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者在改变了民众的自我意识的同时也相应地改变了学者对民众的认识以及对自己的认识，“知识分子在教育民众的同时自己也必须接受民众的再教育”这一中国现代性的政治悖论在“后现代”的今天才真正在学术实践中成为可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