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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辞性叙事学 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后经典叙事学多种跨学科派别之一。另一个影响较大的派别是修辞性叙事学。（9）有学者认为20世纪中期以来的叙事形式分析有两条主要发展轨迹，一是源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性叙事研究，二是源于俄国形式主义的(结构主义)叙事学。（10）但在笔者看来，这两者并非像80年代中期之前的女性主义文评和(结构主义)叙事学那样构成平行发展的两条轨道，而是出现了多方面的交融：(1)叙事学界将关注情节结构的亚里士多德视为叙事学的鼻祖。(2)叙事学家对叙述视角和叙述距离的探讨总是回溯到柏拉图、亨利·詹姆斯、珀西·卢伯克和韦恩·布斯等属于另一条线的学者。（11）(3)热奈特的《叙述话语》这一叙事学的代表作在叙述规约的研究上继承和发展了布斯的《小说修辞学》的传统；布斯所提出的“隐含作者”、“叙述者的不可靠性”等概念也被叙事学家广为采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不少学者的论著中，这两条线倾向于交融为一体，形成“修辞性叙事学”。 在《叙事/理论》一书中，戴维·里克特提出了“结构主义叙事学”与“修辞性叙事学”的对照和互补的关系，认为前者主要关注“叙事是什么”；而后者关注的则是“叙事做什么或者如何运作”。（12）在提到“修辞性叙事学”时，里克特是在广义上采用“叙事学”这一名称，泛指对叙事结构的系统研究。严格意义上的“叙事学”在20世纪60年代诞生于结构主义发展势头强劲的法国，而里克特的“修辞性叙事学”始于40年代美国芝加哥学派R·S·克莱恩有关叙事的“修辞诗学”。这种用法恐怕过于宽泛。然而，我们不妨借用里克特的措辞来界定我们所说的“修辞性叙事学”：它将研究“叙事是什么”的叙事学的研究成果用于修辞性地探讨“叙事如何运作”。 1990年，具有叙事学家和修辞学教授双重身份的西摩·查特曼的《叙事术语评论：小说和电影的叙事修辞学》一书面世，（13）其最后一章为修辞性叙事学的发展作了铺垫。1996年詹姆斯·费伦的《作为修辞的叙事》出版，（14）该书发展了费伦在《解读人物、解读情节》(1989)中提出的理论框架，成为美国修辞性叙事理论的一个亮点。1999年，迈克尔·卡恩斯的《修辞性叙事学》一书问世，（15）该书很有特色，但同时也不乏混乱。笔者对这些著作均已另文详述，（16）在此不赘。总的来说，修辞性叙事学具有以下特征：(1)聚焦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2)采用叙事学的概念和模式来探讨修辞交流关系，同时发展自己的结构分析模式，如费伦的“主题性、模仿性、虚构性”三维度故事分析模式、拉比诺维茨的四维度读者分析模式(见下文)。（17）(3)可能是受布斯的“隐含作者”的影响，修辞性叙事学很少关注作者创作时的社会历史语境，因此与十分关注真实作者之意识形态创作动机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形成了对照。但修辞性叙事学家一般关心实际读者和作品接受时的社会历史语境。 三、认知叙事学 另一个关注作品接受过程的跨学科派别为认知叙事学。（18）它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目前发展势头最为旺盛的后经典叙事学分支之一。认知叙事学将叙事学与认知科学相结合，以其特有的方式对叙事学在西方的复兴做出了贡献。认知叙事学之所以能在西方兴起并蓬勃发展，固然与其作为交叉学科的新颖性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其对语境的强调顺应了西方的语境化潮流。认知叙事学论著一般都以批判经典叙事学仅关注文本、不关注语境作为铺垫。但笔者认为，认知叙事学所关注的语境与西方学术大环境所强调的语境实际上有本质不同。就叙事阐释而言，我们不妨将“语境”分为两大类：一是“叙事语境”，二是“社会历史语境”。后者主要涉及与种族、性别、阶级等社会身份相关的意识形态关系；前者涉及的则是超社会身份的“叙事规约”或“文类规约”（“叙事”本身构成一个大的文类，不同类型的叙事则构成其内部的次文类）。为了廓清这一问题，我们不妨看看言语行为理论所涉及的语境：教室、教堂、法庭、新闻报道、小说、先锋派小说、日常对话等等。（19）这些语境中的发话者和受话者均为类型化的社会角色：老师、学生、牧师、法官，先锋派小说家等等。这样的语境堪称“非性别化”、“非历史化”的语境。诚然，“先锋派小说”诞生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但言语行为理论关注的并非该时期的社会政治关系，而是该文类本身的创作和阐释规约。 与这两种语境相对应，有两种不同的读者。一种我们可称为“文类读者”或“文类认知者”，其主要特征在于享有同样的文类规约，同样的文类认知假定、认知期待、认知模式、认知草案(scripts)或认知框架(frames， schemata)。另一种读者则是“文本主题意义的阐释者”，包括拉比诺维茨率先提出来的四维度读者：(a)有血有肉的实际读者，对作品的反应受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世界观的影响；(b)作者的读者，即作者心中的理想读者，处于与作者相对应的接受位置，对作品人物的虚构性有清醒的认识；(c)叙述读者，即叙述者为之叙述的想象中的读者，充当故事世界里的观察者，认为人物和事件是真实的；(d)理想的叙述读者，即叙述者心目中的理想读者，完全相信叙述者的所有言辞。在解读作品时，这几种阅读位置同时作用。不难看出，我们所区分的“文类认知者”排除了有血有肉的个体独特性，突出了同一文类的读者所共有的认知规约和认知框架，因此在关注点上也不同于拉比诺维茨所区分的其他几种阅读位置。绝大多数认知叙事学论著聚焦于“文类认知者”对于(某文类)叙事结构的阐释过程之共性”，集中关注“规约性叙事语境”。 在探讨认知叙事学时，切忌望文生义，一看到“语境”、“读解”等词语，就联想到有血有肉的读者之不同社会背景和意识形态，联想到“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的”批评框架。认知叙事学以认知科学为根基，一般不考虑读者的意识形态立场，也不考虑不同批评方法对认知的影响。我们不妨看看弗卢德尼克在《自然叙事学与认知参数》中的一段话： 此外，读者的个人背景、文学熟悉程度、美学喜恶也会对文本的叙事化产生影响。譬如，对现代文学缺乏了解的读者也许难以对弗吉尼亚·吴尔夫的作品加以叙事化。这就像20世纪的读者觉得有的15或17世纪的作品无法阅读，因为这些作品缺乏论证连贯性和目的论式的结构。（20） 从表面上看，弗卢德尼克既考虑了读者的个人特点，又考虑了历史语境，实际上她关注的仅仅是不同文类的不同叙事规约对“叙事化”这一认知过程的影响：是否熟悉某一文类的叙事规约直接左右读者的叙事认知能力。这种由“(文类)叙事规约”构成的所谓“历史语境”与由社会权力关系构成的历史语境有本质区别。无论读者属于什么性别、阶级、种族、时代，只要同样熟悉某一文类的叙事规约，就会具有同样的叙事认知能力(智力低下者除外)，就会对文本进行同样的叙事化。就创作而言，认知叙事学关注的也是“叙事”这一大文类或“不同类型的叙事”这些次文类的创作规约。当认知叙事学家探讨狄更斯和乔伊斯的作品时，会将他们分别视为现实主义小说和意识流小说的代表，关注其作品如何体现了这两个次文类不同的创作规约，而不会关注两位作家的个体差异。这与女性主义叙事学形成了鲜明对照。后者十分关注个体作者之社会身份和生活经历如何导致了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如何影响了作品的性别政治。虽然同为“语境主义叙事学”的分支，女性主义叙事学关注的是社会历史语境，尤为关注作品的“政治性”生产过程；认知叙事学关注的则是文类规约语境，聚焦于作品的“规约性”接受过程。 认知叙事学在发展过程中，建构了多种叙事认知研究模式，对此笔者已另文详述，（21）在此不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