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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国内将“narratology”(法文的“narratologie”)译为“叙事学”或“叙述学”。“叙述”一词与“叙述者”紧密相联，宜指话语层次上的叙述技巧，而“叙事”一词则更适合涵盖故事结构和话语技巧这两个层面。笔者曾将自己的一本书命名为《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001，2004)，旨在突出narratology与聚焦于文字表达层的文体学的关联。 （2）国内20世纪90年代出版了不少与西方叙事(述)学相关的著作，但一般均聚焦于经典叙事学，未关注后经典叙事学。进入新世纪以来，情况依然如此。针对这一现象，笔者在与人合著的一部新作中(申丹、韩加明、王丽亚著：《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将于2005年出版)，集中对90年代以来北美的后经典叙事理论展开了探讨。 （3）正是由于这种发展趋势，纽约和伦敦的Rout-ledge出版社将于2005年推出国际上第一本《叙事理论百科全书》（由美国学者David Her-man， Marie-Laure Ryan和德国学者ManfredJahn主编）；牛津的Blackwell出版社也将推出国际上第一本《叙事理论指南》（由美国学者James Phelan和Peter Rabinowitz主编）。两本书的撰稿人员均以北美学者为主。 （4）有关女性主义叙事学与女性主义文评的差异以及女性主义叙事学对结构主义叙事学之批评的偏误，参见申丹：《叙事形式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评析》，《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有关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话语分析模式，参见申丹：《“话语”结构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话语”研究评介》，《国外文学》2004年第2期。 （5）Susan S. Lanser，“Toward a Feminist Narratolo-gy，”Style 20 (1986)： pp.341-363， reprinted in Feminism：An Anthology，edited by RobynR. Warhol and Diane Price Herndl， pp.610-629(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1). （6）影响较大的著作之一为Robyn R. Warhol，Gendered Interventions： Narrative Discourse inthe Victorian Novel，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9. （7）参见申丹：《小说艺术形式的两个不同层面》，《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2期。 （8）Susan S. Lanser，“Sexing the Narrative： Propriety， Desire， and the Engendering of Narratology，”Narrative 3 (1995)， p.87. （9）“修辞”一词在当代西方文论中是个含义十分复杂的词。在解构主义学者的手中，“修辞”几乎成了“解构”或“颠覆”的替代词；在“文化研究”的领域中，“修辞”又转而指涉权力或意识形态关系的运作。后结构主义、后现代语境下的“修辞”一词十分强调语境对话题(内容)之选择的决定作用。但修辞性叙事理论继承了亚里士多德传统的“修辞”内涵，主要指涉作者与读者进行交流的方式或技巧。 （10）（12）参见David H. Richter，“Preface，”in David H. Richter ed.，Narrative/Theory，New York：Longman， 1996， p.IX。 （11）参见申丹：《视角》，载《外国文学》2004年第3期。 （13） Seymour Chatman，Coming to Terms： The Rhetoric of Narrative in Fiction and Film，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14） James Phelan，Narrative as Rhetoric，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5） Michael Kearns，Rhetorical Narratology，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9. （16）申丹：《修辞学还是叙事学？经典还是后经典？———评西摩·查特曼的叙事修辞学》，《外国文学》2002年第2期；申丹：《多维进程互动———评詹姆斯·费伦的后经典修辞性叙事理论》，《国外文学》2002年第2期；申丹：《语境、规约、话语———评卡恩斯的修辞性叙事学》，《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年第1期。 （17） Peter J. Rabinowitz，Before Reading，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James Phelan，Narrative as Rhetoric，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39-141； 215-218. （18）（20）详见申丹：《叙事结构与认知过程——认知叙事学评析》，《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年第9期。 （19）参见Mary Louise Pratt，Towards a Speech Act Theory of Literary Discourse，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7； Sandy Petrey，Speech Acts and Literary Theory，London： Routledge， 1990. （21）Monika Fludernik，“Natural Narratology and Cognitive Parameters，”in 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ed.) David Herman，Stanford： CSLI， 2003， p. 262. （22）参见申丹：《经典叙事学究竟是否已经过时？》，《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该文对将解构主义视为“后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尽管由于哲学立场上的对立，我们不能将解构主义视为一种“叙事学”，但在叙事批评实践中，解构主义和叙事学有可能呈现出某种互补关系，参见申丹：《解构主义在美国》(《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以及《〈解读叙事〉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 （23）Garrett Stewart，“Painted Readers， Narrative Regress，”Narrative 11 (2003)， pp. 125-176. （24）参见申丹：《“故事与话语”解构之“解构”》，《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 （25）参见申丹：《究竟是否需要“隐含作者”──叙事学界的分歧和网上的对话》，《国外文学》2000年第3期。 （26）Brian Richardson，“Recent Concepts of Narrative and the Narratives of Narrative Theory，”Style 34 (2000)， p. 17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