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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后经典叙事学与经典叙事诗学的多层次对话 世纪之交，西方学界出现了对于叙事学发展史的各种回顾。尽管这些回顾的版本纷呈不一，但主要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认为经典叙事学或结构主义叙事学已经死亡，“叙事学”一词已经过时；第二类认为经典叙事学演化成了后结构主义叙事学；第三类则认为经典叙事学进化成了以关注读者和语境为标志的后经典叙事学。尽管后两类观点均认为叙事学没有死亡，而是以新的形式得以生存，但两者均宣告经典叙事学已经过时，已被“后结构”或“后经典”的形式所替代。在当今的西方叙事学领域，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十分奇怪的现象：几乎所有的后经典叙事学家都认为经典叙事学已经过时，但在分析作品时，他们往往以经典叙事学的概念和模式为技术支撑。在教学时，也总是让学生学习经典叙事学的著作，以掌握基本的结构分析方法。伦敦和纽约的劳特利奇出版社将于2005年出版《叙事理论百科全书》，其中大多数辞条为经典叙事诗学(叙事语法)的基本概念和分类。可以说，编撰这些辞条的学者是在继续进行经典叙事学研究。这些学者以美国人居多，但在美国，早已无人愿意承认自己是“经典叙事学家”或“结构主义叙事学家”，因为“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已跟“死亡”、“过时”划上了等号。这种舆论评价与实际情况的脱节源于没有把握经典叙事学的实质，没有廓清叙事诗学与叙事批评之间的关系。（22） 经典叙事学主要致力于建构叙事诗学，而后经典叙事学则在很大程度上将注意力转向了批评实践。如前所述，叙事诗学必须脱离语境来建构，而对作品进行的叙事批评则应考虑社会历史语境。当学术大氛围要求考虑语境时，向批评的转向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就叙事批评而言，确实出现了从脱离语境的经典批评到考虑语境的后经典批评的演变进化。但就叙事诗学而言，则可以说后经典叙事学是换汤不换药。上文探讨了兰瑟力图将“性别”收入叙事诗学的努力。若想进入叙事诗学，像“性别”这样的因素都难以逃脱抽象化、形式化和超出语境的命运。后经典叙事学家自己建构的叙事诗学模式都是脱离语境和意识形态的结构模式，从实质上说只是对经典叙事诗学的一种补充而已。通观后经典叙事学和经典叙事学，我们可以发现以下三种主要的对话关系：(1)后经典叙事学家自己建构的结构模式与经典叙事学的结构模式之间的互惠关系：后者构成前者的基础(经典叙事学对“同故事叙述”和“异故事叙述”的区分就构成了兰瑟之“性别”模式的基础)，前者是对后者的补充。(2)后经典叙事学家自己建构的结构模式与他们的批评实践之间的互惠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技术支撑，后者使前者得以拓展(通过批评实践来发现一些以往被忽略的形式结构)。由于这些结构模式是对经典叙事诗学的补充，这一关系也可视为经典叙事诗学和后经典叙事批评之间的互惠关系。(3)当后经典叙事学家采用经典叙事学的模式来展开批评时，也就出现了更为直接的经典叙事诗学和后经典叙事批评之间的互惠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技术支撑，后者使前者在当前的应用中获得新的生命力。正是由于后经典叙事批评对经典叙事诗学的大量应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97年再版了米克·巴尔《叙事学》一书的英译本；伦敦和纽约的劳特利奇出版社也于2002年秋再版了里蒙-凯南的《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在此之前，该出版社已多次重印这本经典叙事学的著作。2003年11月在德国汉堡大学举行的国际叙事学研讨会的一个中心议题是：如何将传统的叙事学概念运用于非文学性文本。不难看出，其理论模式依然是经典叙事学，只是拓展了实际运用的范畴。 既然存在这样多层次的对话，应该说后经典叙事学与经典叙事诗学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并非演进替代，而是互补共存。叙事诗学毕竟构成后经典叙事学之技术支撑。若经典叙事学能健康发展，就能推动后经典叙事学的前进步伐；而后者的发展也能促使前者拓展研究范畴，更新研究工具。这两者构成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