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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研究故乡与本土文化为主的民俗学，应该具有跨国的比较视野，对异域也应有深度的意识。民俗学如果没有异域的参照，就容易受浪漫主义情感的影响，以致在调查中往往是采风式的蜻蜓点水，甚至是居高临下的，以发现者、评价者自居，往往不能客观、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民俗学者为文化政策背书或在文化政策面前失语即是最明显的表现。民俗学者要正确认识国家与民俗之间的关系，将国家看作是可以研究的对象，而不是理所当然要去服从、服务的对象，这样才能保持客观性，深入地研究国家的民俗文化政策，提出评论和建议。当民俗学对本土文化做了深入和彻底的调查研究之后，作为文化批评的可能性就会有更多的空间。当前行政参与或影响之下的“公共民俗”，正是民俗学需要多加关注的实践性课题。 关键词：比较民俗学;浪漫主义;国家;文化政策;公共民俗 一、专业训练与学术兴趣 程鹏：周老师，谢谢您接受我的访谈。我觉得您的学术经历挺不可思议的，您本科的时候学的是考古学，硕士学的是历史学，博士读得又是民族学，后来您又先后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和日本的国立筑波大学历史人类学系经历了“博士后”。您又多年从事民俗文化的研究，所以，您完全是一个“多栖学者”。 周星：也谢谢您。与其说多栖，不如说是“杂”，我自己是对一个领域有好奇心，好奇心就引着自己走东走西，并不是事先设计好了，仅凭兴趣。这其中倒也是有一定的关联，比如，后来学习先秦史、原始社会史，就是从考古学过来的，要求你学习古典文献、古文字，还有先秦的神话传说、尧舜禹的故事等。硕士课程的时候，我们在“中国原始社会史”的框架里思考问题，方法论、史料，民族考古学的思路，要求具备民族学、考古学以及古文献、古文字、神话传说等多方面的知识和角度。那时侯我们曾经去云贵川少数民族地区做调查，为的是和中国古代社会寻找某些比较参照的可能性。我就想为什么要如此执著地研究古代呢?研究那些少数民族的现在不是更好嘛，于是，就又跑到人类学、民族学里去了。 程鹏：武侠小说里说如果人体内有多道真气，就得有功力化解，否则就会乱窜，您是怎样用您雄厚的功力把它们融会贯通为己所用的呢? 周星：我觉得这里有一个自我管理的问题。一方面是可以“混搭”，比方说用考古学帮助你在其他领域里的思考，自己受考古学影响，于是，在我的民俗学研究中就比较重视物质文化，重视民具之类，这也在研究上促成自己的一些风格。现在说起来，我研究桥、石敢当、龟壳墓等等，大概就与早年的考古学经历有关。比如，其他民俗学家可能更关注丧礼仪式，但除此之外，我还关注坟墓这种“物”的文化。但这个你得自我管理好，你不能把其他学科的规范完全拿来，因为民俗学这个学科可能有不同的要求。如果在民俗学，那还是要按民俗学的基本规范吧。 程鹏：在您的个人学术史上，我发现在1998年之前，您研究民俗少一些，1998年以后，您相继研究了日本爱知县的花祭民俗，出版了《境界与象征》，还有翻译了《汉族的民俗宗教》等，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学术转变呢? 周星：我早期受杨堃先生和钟敬文先生的影响，就是在1995-1997那几年，我曾代表杨堃先生出席中国民俗学会的在京常务理事会。他很早就催促我，鼓励我加入民俗学。钟先生也很欢迎我们这样的年青人学习民俗学，所以有时候我就把自己当作是他的一个“编外”弟子。最重要的一个机缘变化，可能是1998年中国民俗学会改选时，钟老任命我为学会秘书长，虽然我只担任了两年，但受到各位民俗学界前辈的鼓励和教诲，使我强化了民俗学的学科意识，感到了某些责任。 程鹏：您在做研究的时候是不是问题意识先行?然后，在理论、方法上采取“拿来主义”，不管哪个学科的，只要能够解决问题即可? 周星：我是兴趣先行。不是先有一个强烈的目标，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我觉得就是有了兴趣，题目随时产生。比如，我研究户县农民画，关注剪纸、农民画，以及丰子恺的漫画等，还有在大街上看到有很多传统的民俗文化资源被用来表现“中国梦”。于是，我就产生兴趣了，就会去关注街头的公共广告，报纸、电视和街头巷尾的公共广告;然后，我可能会把自己原来的知识进行重构，比如说，原来的民俗主义理论我会思考一下，用到这里合适不合适，或者文化表象的理论，或者传播学的思路里媒体和民俗文化的关系，还有国家和民俗的关系，国家如何征用这些民俗文化资源等等，都可能会被动员起来重新思考;最后，我可能会做一个“中国梦”的表述如何动用了传统的文化符号资源的课题。这样的课题意识不是命题作文，完全没有功利性，就是出于兴趣。 二、比较民俗学对“一国民俗学”的超越 程鹏：您有时候把自己的研究称作比较民俗学，那您刚开始做民俗学的研究时，是不是也受到日本比较民俗学会的影响? 周星：日本的“比较民俗学”其实也颇为丰富多样。比较民俗学会是小岛樱礼教授为主的一拨人，我后来也曾和他们有交流。但我接受比较民俗学的影响，实际是在北大做博士后时，是人类学的路径出发的。1992-1993年，我去筑波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当时那里的历史人类学系有一个传统，就是民族学、民俗学并置、并重，有一些人类学教授，也有一些民俗学教授，民俗学方面的教授如宫田登、佐野贤治等。佐野教授主持的“比较民俗研究会”，还有一个杂志叫做《比较民俗研究》。记得在创刊号上，他向我们约稿，我与何彬教授合写了一段小文，谈论比较民俗学的意义。当时我做的博士后课题就是比较民俗学的一项研究，是在佐野教授指导下，试图去实践比较民俗研究的基础性方法论。在我看来，民俗学的研究如果扩展到比较民俗学的话，事实上就和人类学非常接近了，至少在方法论的理念上，可以彼此相通。 程鹏：那在比较民俗学研究方面，您主要的目的是建立地域之间的文化联系，构建某种文化圈，还是其他什么? 周星：倒也没有那样清晰的目标。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我在北京大学，考虑问题时，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知识结构，亦即民族学去思考的。我参与了费孝通先生的“边区开发”课题，基本是按人类学的方法做，但在北大的人类学谱系里，又有社会学的要求和影响。费孝通先生的人类学特别关注中国社会当前的重要问题，非常重视社会实践，这也对我有很大影响，所以我不太关注像“图腾崇拜”之类较老的课题。不过，在筑波大学做博士后，使我有机会尝试学习人类学的另一个面向，也就是关注文化、文化史、生活史的这样一个传统，有些课题可能跟当前的社会文化事项直接关系不大，但在根本或整体性的意义上解释中国社会或中国文化，或者是中国人的生活史、文化史却很有意义。我在日本学习时涉猎的兴趣比较宽泛，也很庞杂，除了涩泽敬三的“民族学”和柳田国男的“民俗学”，还有柳宗悦的“民艺学”，甚至还有物质文化研究的民具学，因为以前有考古学的影响，在这个延长线上，又曾对它的“考现学”发生过兴趣。“考现学”就是生活研究，是对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各种事物的研究。还有一些是个人感兴趣的纯粹的人类学课题或比较民俗学课题。我在筑波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具体地就是在佐野教授做的一项跨文化的桥俗比较研究的延长线上，将其进一步深化，我写《境界与象征：桥和民俗》那本书交代得很清楚。佐野教授采用的那些例子都很经典，他一篇文章就结束了，可我后来检索了一下资料发现，其实这一块完全没有被中国的任何一位民俗学家留心过。这个课题有如此多的资料，以至于后来我采用的似乎是颇为老旧的方法论，把那些资料罗列在一起，几乎不用给它解释，它们就能够自己互相解释。换句话说，你如果把桥放在一个社区里看，它的意义并非总是那么重要，可是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来理解它呢?桥的很多深层意义，甚至社区里的人都没太在意的那些更为潜在的感觉，就有可能在更大的框架下一通百通。所有这些桥俗的解释，可以互相通假。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人类学所追求的那种普遍性，人类学做个案研究不是为了个案而个案，还是要追求对于人的认知，对文化普遍性的揭示。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我的书开始说是比较民俗学，后来有学者写书评认为是结构主义的研究，我确实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