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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鹏：您在上次的讲座中提到，中国民俗学还没有把国家文化政策纳入自己的研究对象，对此，您能否再做一些说明? 周星：长期以来，民俗学基本上是为政策说话而不是研究政策，它认为政策不是研究的对象，政策是上面决定的，国家已经决定的事情，我们就说好。比如，应该如何看待新民歌运动，“破四旧、立四新”或移风易俗等等，民俗学家没有评论，也没有批评，甚至也很少调查，几乎是不去研究。现在学术走向民主，国家也走向了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民俗学家应该有勇气来把国家的文化政策也作为研究对象，可以评论并提出建设性、批评性的意见，甚至也可以去影响文化政策的变化。政策能够被研究，它才会越来越好。前面说过，因为是政府雇佣的民俗学家，民俗学也是国家的学问，似乎就只是为了呼应国家文化政策而存在，自然而然地就为文化政策背书，从来没有想过把文化政策作为研究对象。现在，如果经由对于“国家与民俗”之间关系的揭示，民俗学家就能够把对民俗文化具有重大而深刻影响的文化政策也客体化，使之成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那么，他对国家最大的贡献就有可能是通过深入地研究国家的民俗文化政策，甚至作出评论和建议。这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基本的民俗学理念。 程鹏：对啊，我很有同感。按钟老有关“上”、“中”、“下”层的文化划分的话，以前，民俗学是研究中下层民众文化的，文化政策似乎属于上层领导决策的，所以，我们总有无力干预的感觉。 周星：上层的决策，自然涉及中下层民众的生活，甚至可以决定中下层民众的命运。像高丙中教授说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可能因为文化政策而变得不那么正常了，被干扰、被指责，因为上层的精英对于生活文化、对生活方式的看法，和老百姓的往往不大一样，他们决定的文化政策又能影响到基层百姓的生活。现在，要回归或者重建百姓正常的生活，当然也就需要国家在民俗文化政策方面予以调整。例如，传统节日重新回归国民节假日体系，就是很好的例子，类似这样的文化政策的调整或者变革，从一开始就应该有我们民俗学家参与才对啊。在这个意义上，刘魁立教授领导的民俗学会的节庆研究小组确实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程鹏：民俗学家有意无意地回避对文化政策的研究或者介入，是不是还有“左”的意识形态或某些大环境的压力的影响? 周星：我倒不这么想，比如说我在国外可以做，高丙中教授他在国内照样也可以研究文化政策。有时候，环境会有一些压力，但更重要的是认知，民俗学家对此问题的认识需要解放一下，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约束了自己或从一开始就放弃了。其实，中国的文化政策也一直不很清楚，比如，现在有明确的语言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但涉及民俗文化的政策好像就有点模糊。新中国成立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当时的文化政策似乎也是一笔糊涂账。现在，国家终于明确了和“非遗”有关的文化政策，还有“文物”这一块，两部分放在一起似乎就是我们的文化政策了。过去很长时间是把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混在一起，叫做“思想文化战线”，好像这里面充满斗争，必须很谨慎。其实，应该把它们分开，意识形态跟文化政策分开，文化政策就是国家要鼓励什么，优先发展什么?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应该是什么样子等，所有这些都有民俗学可以参与评论和提出建议的空间。 七、民俗学作为文化批评的可能性 程鹏：所以，您提倡的是民俗学把文化政策作为研究对象，建言献策，做出一些批评、批判? 周星：包括文化批评和社会评论都可以做，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鞭炮的禁放。很多地方政府在“禁放”时，没有征求民俗学家的意见。我记得钟老生前就曾对北京市的禁放感到心里不舒服，其实，很多民众心里也不舒服，说明这个政策还是鲁莽了一点。你很难说它对或错，但过于草率了。对鞭炮是应该酌情规范，可以限制它，比方说噪音控制在多少分贝、多少烟尘量，在哪里可以放等等，可以从技术上规范它，但你要不许放，这就麻烦了。我觉得还是事先的研究不够，北京市人大做决定时，民俗学家没有表达意见，或许是没有机会，或者没有意识到，从来没想过要提出一点意见。但如果一位文化行政干部来向民俗学家咨询，你民俗学家能说出的见解不超出他的常识的话，他为什么要咨询你呢?“非遗”保护也是一样，如果一个民俗学家说的话和一个文化局干部说的话是一样的，那他自己就决定了嘛，干嘛要请你来当专家?所以，关键是民俗学家要自己研究问题，要有卓尔不群的见解。我觉得，中国民俗学家太多关注口头文学的部分，他对社会文化生活其他的部分缺乏研究，即便有参与的机会，似乎也不容易做好。 程鹏：一般来说，人类学是以批评见长，但人类学是对“他者”的研究，民俗学是做自我研究，所以可能很难做自我批评。您认为作为文化批评的民俗学与文化批评的人类学有什么区别? 周星：我觉得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人类学富有文化批评的能力，是因为它有异文化的比较，可以发现我们的社会和文化里的许多大家熟视无睹的问题，拿他山之石来说事儿也比较容易。通过异文化的参照，可以使我们的文化里许多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事物和事项，也能够被相对化。相比之下，民俗学因为是做本土文化研究，比较容易自我表扬，自我捧场。这样就不容易看到很多被自我遮蔽的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俗学的文化评论似乎要更难一些，但如果能够意识到上述问题，并加以克服，其实也一样是可以做文化评论的，我认为，民俗学作为文化批评的可能性甚至会有更多的空间，如果它对本土文化做了更加深入和彻底的调查研究，同时又能经由跨文化的比较民俗学研究积累了很多学术成果的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