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民俗学的理论应该如何生成? 程鹏：许多学者在做研究的时候经常是用人类学的理论来研究民俗事象。有时候讨论民俗学发展自身理论的问题，又可能会谈到借助其他国家的民俗学或是借助其他学科，采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您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周星：这其实是个老话题，总认为有现成的某个或某些理论我们不知道，我们找到它，把它发现了拿来用就好了，这个想法可能有点问题。我个人认为，理论还是要从中国土壤中长出来，中国学者一代代积淀的那些资料、那些研究，哪怕这些研究开始时没有理论也没关系，哪怕是最简单的归纳法，也能多少有点理论方面的作为。举个例子，我在陕西研究花馍，调查后写了篇论文，我描述了很多，但坚持不马上援引莫斯的礼物论和馈赠理论。我当然知道有这样的理论，问题是我一旦援用它，就等于给它“投降”了，我从自己的田野中生产出理论的可能性也就不复存在了。我们当然要学习其他学界前辈的理论，但我在做田野的时候，总想尽量地从自己的观察和研究中归纳出自己的概念，形成自己的理论观点。在调查中我发现，为什么我调查花馍那个村子里，人们包的饺子那么小呢?举行一个婚宴，那么多人来，吃饭时特意把饺子包得那么小。那手工得要多少?然后就发现，虽然这仍是一个馈赠、交换或是一个节日或婚礼上的迎来送往与款待，你给我行礼，我招待你，是人际关系的互动，可待客的饺子那么小，却是有一个情感在里面，它制作繁琐，很费手工，但却通过这种方式充分地表达了对客人的那种情意。可见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交换价值就可以判断的。问题是这一部分我还没能归纳出自己的概念，我把论文写完发表了，但没有使用那个馈赠理论，为自己留下了基于自己田野再去理论解释的的余地。并不是说莫斯的理论不好、不对、不重要，而是说我不想那么简单地就“投降”了，我这个研究不能只是给他人的理论做一个注解，那个理论已经伟大到不需要再多一个注解。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我的田野能不能产生出自己的概念。当然，最为理想的状态，是从自己的田野或资料里提炼出理论，而不是总去寻找现有的理论资源。 在爱知大学，我对自己指导的博士生的要求就是，你的研究一定要有三五个自己的关键词，你可以使用别人的理论，但你一定得有几个自己的关键词，因为那里面内涵着一些理论创新的可能性，否则，博士论文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 六、把涉及民俗文化的国家政策纳入民俗学的研究对象 程鹏：我梳理您的研究成果，从中提炼出一组关键词：国家与民俗。您很多时候都会从这样的视角进行思考，是不是也与您的其他学科背景有关? 周星：我并不是要站在国家的角度或为了国家作研究，我反而是想把国家客体化、对象化。民俗学家容易成为国家的学者，很多民俗学家几乎就是国家公职人员，做学问的同时也替国家说话。恰恰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个国家与民俗之间的关系，研究民俗文化时，要同时把国家也看作是我们可以研究的对象，这样你才能尽量保持客观性。我当然承认学者是有国籍的，学者也应该爱国，可是从学术上，还是要把它看做一个研究对象，而不是理所当然要去服从、服务的对象。把国家这个因素引进民俗学的视野，是说我们在观察民俗文化的时候，应该意识到它的存在及其意义。用高丙中教授的话说，就是“国家的在场”。我们经常天然地就会替国家说话，但这会影响我们客观地观察和判断，会妨碍我们对民俗文化现象做冷静、科学的研究。国家和民俗的关系如此密切，作为民俗学家常常需要站在这个框架之外来看问题。有时候，我会意识到自己为什么就留在日本了，原来我是希望自己能够在那个框架之外，冷静地反观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如果这样，我就更能说服自己，不是逃避，反倒是更加密切的关注，但跳出来看是很需要的。费先生曾经说过，对本土文化的研究、家乡研究的困难往往就在于你跳不出来。跳不出来，你就是里面的一部分，你和它浑然一体，就很难研究它。在方法论上跳出来是很重要的。相反，人类学的异文化研究，其方法论的困难是你进不去，因为你要学语言，要在当地介入社会关系等等。我们民俗学的很多研究没有跳出来，往往没有意识到民俗是和国家有关的。这么说，是希望同行们能够意识到民俗文化并不存在于世外桃源，它是一个国家社会文化总体结构中的一部分，你很难把它切割出来单独欣赏或者拔高它;它并不像民俗学家们经常有意无意地所描绘或讴歌的那么浪漫、那么纯洁、那么本真，而是充满变化、充满矛盾和冲突、充满张力，不断处在国家权力体系的影响之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