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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鹏：周老师，您还说希望民俗学者可以与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就是说既希望民俗学者参与文化政策的制定，又希望与政府保持距离，这个距离怎么把握? 周星：我也是觉得学术当然要对国家有贡献，对社会要有建设性。我是受费老、钟老、杨先生的影响，他们这一辈大学者都是学术救国、学术为民。钟老追求人民的民俗学，费老也是为了人民的人类学，这些理念我都很认同。只是在中国的特定场景下，学者和国家、权力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处理好，要么是学者被国家完全同化掉了，要么和政府对立，好像一定得反政府才是学者，或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止是民俗学，很多学科都没有处理好。我是认为学者先要做好研究，安身立命的是学术，因此要有基本的立场和学术价值观，不为权力所腐蚀，不要企图通过接近权力而介入学术的世界。认真地追求学术，自然会为国家所用，自然能够为民造福。从事学术研究获得的结论、成果，会自然变成国家的学术财富、智慧财富。同时，民俗学研究的成果还可以通过社会批评或文化评论，而对社会、国民有所贡献，甚至也有可能帮助民生、推动民主。但前提是你的学术得是地道的，而如果借助于权力，就难免傲慢啊。 程鹏：就是说“打铁先得自身硬”，所以，您说中国学者在参与“非遗”保护运动的时候，不是参与不参与的问题，而是说民俗学家拿什么资本去参与?或者说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参与? 周星：对啊，我想说的是，民俗学家的研究没有做到位，当有这么大的一个报效国家的机会来临时，就难免捉襟见肘。我们的学术储备和研究积累远远不够。例如，“非遗”名录的补充和追加，就意味着这个过程太过仓促，同时也表明民俗学界提供的知识并不那么精准和具体，还没有做好研究，就在那里给出结论了。不仅积累不够，很多时候连民俗事象的分类、分布都没有搞清楚，更别说严谨翔实的田野报告了。很多认定都是基于地方文化行政部门掌握的情况，而不是依据民俗学家的田野调查报告。应该是基于调查，有了田野报告之后，才能去做价值的认定。我这么说，并不是要批评哪位学者，这是我们民俗学界集体的欠账啊。民俗学家参与“非遗”保护工作，绝对是贡献，但通过参与，也会发现很多力不从心的地方。民俗学家参与是好事，除了必须是以地道的学术来参与之外，还需要清醒地意识到对于社会、国家和民众的责任，因为你提供的学术知识如果有问题，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责任和权力一定是对等的。 八、民俗学的公共性和实践性 程鹏：周老师，您在文章里说过中国的民俗学不缺这个实用性的研究，它的表现在哪里?您能否谈一谈民俗学的应用研究呢? 周星：民俗学具有公共性，其他任何学术也都有公共性。从“国家与民俗”的概念去思考，行政参与或影响之下的“公共民俗”，比如说像“春晚”，还有政府直接举办的节日、间接支持的“庙会”等等，都是民俗学需要关注的实践性课题。进行这类课题的研究，目的并不是为了引起哪位领导或部门的重视，而是从中发现各种值得引起关注的问题。古村镇的开发建设，需要咨询民俗学家的意见，像陈勤建教授曾经实践过的那样，为地方政府提供咨询，这些当然都是一种对民俗学知识的应用。我想把应用或者学术的社会实践属性更加宽泛地来看，就是民俗学的学术成果，一定会对社会有建设性，你做的越扎实、越严谨，它对社会的建设性也就越大。我们中国学者大都不反感应用研究，“学以致用”是我们中国知识界的一贯传统啊，问题是做得很有参考价值的应用研究并不太多，比如说民俗旅游研究，好像是如何开发讲得很多，但千篇一律，说的话都不是民俗学家独有建树的见解，例如，开发旅游以后民俗会有怎样的变化，会发生哪些问题?或者是当地人如何重新解释自己的文化等等。如何开发那些套话，并非民俗学家所擅长的应用，如何提出对于当地百姓，对于当地的文化资源有价值的主张或评析，才是更具实践性的应用研究。我们并不缺乏应用民俗学的思想，欠缺的是好的应用民俗学的研究实践，确确实实能指出问题，能帮助到这个地方或者这些民众。现在很多民俗学的论文，经常是“当事人”不在，看不见当地百姓的立场、情感和生活，或者只见民俗事象，不见人。当然，学术界也还是需要有所分工，也不需要一窝蜂都去做应用研究，都去介入“非遗”工作。学术研究不能说哪种高，哪种低，学院派民俗学者可以多做一些理论性的研究，多做一些对民俗学理论的追问，多一些对民俗学体系的思考，多做一些对西方民俗学理论的介绍，都是很好的。而地方上的民俗学家把本地的民俗事象调查清楚，把本地的民俗文化资源整理好，可能更切合实际，也更有价值吧。然后，我们有民俗学会和各种学术交流的机制，可以使得学院派民俗学家和地方民俗学家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有的学者多一点实证，有的学者多一点理论，都是可以的，但你不能把这种分工绝对化。可能做理论的人也需要做几个个案或田野的研究;做田野或实证性研究的人，也需要理论的思考;地方民俗学家以本地方的民俗文化为主，同时也需要想一想本地方的民俗文化跟全国、甚至全球化的关系。总之，我觉得学院派民俗学家和地方民俗学家一定要互相交流、相互欣赏。这在学科建设上来讲，最为重要。 程鹏：作为民俗学的学生，我觉得多做一些实用性的研究或者在学校里做一些相关实践活动，在面临就业问题的时候也会很有帮助。 周星：没错，多参与一些社会实践，比如说到一个地方做一个策划，或者做某种设计，民俗学里面有很多文化的资源，可以学习和应用。社会实践的形态很多，去给某一个乡村做一个民俗志，给地方政府做一个专案的调查等等。中国社会这些年变化很大，这部分的需求也在迅速增加，当然，民俗学的学术和社会需求之间，可能还是有一个在实践中逐渐对接的过程。你们算是赶上好时候了。 程鹏：谢谢您的鼓励，这次访谈也让我收获良多，再次感谢您!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15年第四期；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