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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加拉的观念是，“通过文明层面展现的一个模型、一个典范、一个完美无瑕的意象，王室将环绕于其周围的世界型塑成一种至少可作为自身之至美的粗糙的近似物。王室的仪式生活，事实上也是王室本身的总体生活，由此成为社会秩序的范例，而不仅仅是社会秩序的简单反映。”因此，尼加拉是一种关于主权的概念，这种主权概念可以称之为“典范中心观”（doct rine of the exemplary cent re），它将王室视为自然秩序的缩影或者说体现，它是国家的中心，也是国家自身。这样一种主权概念在领土和中心之间建立了关系，换言之，中心通过炫耀和展示，通过仪式和庆典，呈现中心的典范性，使整个领土成为对这种典范的模仿，因此整个领土存在的意义在于服务于这种典范的展示。 格尔兹对于尼加拉的观看角度，是为了反驳西方对于“东方专制主义”的想象，更是为了反思西方政治哲学话语中对于“国家”的片面定义。从词源上来说，国家可以指位置、等级、级别，可以指显赫、夸耀、尊严，也可以指执政、支配、控制。第三种用法是最晚出现的，甚至在马基雅维利的时代都还不存在，现在却被认为是国家的唯一定义。从霍布斯的利维坦到de Jouvenel的弥诺陶洛斯，国家都被视为“庞然巨兽”，公共生活以及仪式庆典被视为体现威慑和恐惧的工具；从左派马克思到右派帕累托，国家被视为“大骗子”，精英被视为剥削者，而国家仪式被视为意识形态；对于国家民粹主义者而言，国家被视为一套庆祝性的工具；而对于古典自由主义者而言，国家是以道德合法性掩盖政治骗局。①那么，除了暴力与欺骗， 尼加拉告诉我们，还存在一种剧场国家或者说权力诗学。尼加拉不仅存在于19世纪的巴厘，而且存在于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Hayam Wuruk 时期的爪哇以及Hasan 时期的摩洛哥，在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典范中心”的存在。“这中心和地理中心毫不相关，而本质上是一系列行为的中心，这些行为体现了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理念以及制度共同创造出一个决斗的舞台，这个舞台上的事件深刻影响着社会成员的生活如何进行。”②国王越挥霍，中心就越典范，而中心越典范，其国王的统治就越真实。 尼加拉使我们看到， 国家可以是一个展演宇宙观的舞台， 政治可以是一种炫耀性的表演。 4． “天下图式”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常常被作为“国家”的同义词。然而，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一个远远比“天下”晚近的词语，它所具有的内涵，也是完全不同于“天下”的。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质疑了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国家”、“民族”。之前的人类学研究或者把国家和民族化约为社区的聚集或者部落，或者把国家和民族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研究单元，但是安德森在经历了东南亚的民族独立运动之后，看到了民族的神话色彩：“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③没有一个人能够和共同体的所有成员接触，却能够想像自身作为共同体的一员。在18世纪之前，是由宗教的永恒性承载人类生命的有限性，而宗教常常是跨越领土范围的。在18世纪之后，随着宗教式思考方式的衰落，人们需要一种世俗的形式将宿命转化为连续，将偶然转化为意义———这就是民族国家。由于印刷术的出现打破了宗教团体和文人阶层对文字的神秘权利的垄断，本体论的真理和通向真理的桥梁被解构了，宗教式的共同体逐渐走向崩溃；随着从中心到四方扩散的权力观念转化为领土之内均质分布的权利观念，君王不再作为社会的至高点或者说神授中心将宇宙组织起来，王朝共同体解体了；当有节律的循环重生的时间概念被同质的空洞的一去不复返的时间概念取代之后，神话与历史被区分开来，人们需要一个新的载体来承载意义，而这个新的载体被想像的过程是由印刷术、报纸、地方语言生产和推动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