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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历史的梳理，安德森将世界民族主义进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美洲的欧裔海外移民对抗母国专制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在这个过程中，“朝圣的欧裔海外移民官员与地方上的欧裔海外移民印刷者，扮演了决定性的历史性角色。”①第二阶段是以美洲为模本，欧洲大陆上的“贵族、地方士绅、专业人士、官员还有在市场上活动的人们”②通过语言学革命，推动了欧洲内部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出于行政的理由，王朝将新兴的方言作为国家语言，在官方的推动下王朝转化成为民族国家。第三阶段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民族建构的过程中，“真实的、群众性的民族主义热情，以及一种经由大众传播媒体、教育体系、行政管制等手段进行的有系统的，甚至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灌输” ③在亚非大陆推动的民族主义浪潮。官方民族主义的特点是保留了帝国的内核，在形式上将民族“那既短又紧的皮肤撑大到足以覆盖帝国庞大的身躯”④，同时将帝国领域内异质性且多样化的臣民进行融合；另一个方面，自发的民族主义以掌握语言与书写的双语知识分子为主，推动社会的改良和帝国的改制。 安德森的分析展现出，“国族化”的历史过程是一个近代产物。安德森看到了国族运动中知识分子的重要意义，但是过于分明地将“新时间———旧时间”、“新空间———旧空间”的对立置放在“过去———现在”之上，似乎整个现代性的出现是一个断裂。正如王斯福所说，文明的长时段历史是在当下展现的，但是当前永远都是文明中各种因素不同的套用模式在当下的展现，因而“新旧”之分并非现代性的产物，也不预示着一种断裂。⑤实际上，历史不可能没有变迁和断裂，并且这种断裂是贯穿历史过程的，可是历史始终表现为一种连续，因而，不同的群体在处理断裂和延续时的不同方式，才是最有意思的。而这与理解北京奥运会作为一种仪式的意义密切相关。无论是三皇五帝的神诞，还是秦皇汉武的封禅，抑或是清帝的祭天大典，中国社会建构连续性是通过“天”，甚至在新中国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也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新中国的成立。 王铭铭在《从天下到国族》一文中，同样讲到中国从帝国到国家的转变。与安德森不同，他考察了中国长时段的历史，认为这种转变表现为“天下观”的转变。中国上古时期的“天下”，是《周礼》在观念上所涵盖的范围，不受一国一朝的局限，而“礼”是“天下”趋于“大同”的重要手段。但“同”并不意味着“天下”只是一个单一的文化，“天下”以“五服”环绕“帝都”而构成，“帝都”是世界的中心，根据距离中心的远近和文化的等级，“五服”呈带状地由内向外扩展，依次是甸服、侯服、绥服、要服和荒服。 “礼”所维系的是一种既包含“一体性”又强调“等级性”的世界观图式。到汉代，原来在《周礼》《诗经》《山海经》等文本中表现出来的多元的仪式、神话和季节周期的传统，逐步被用来重构一种自然与社会相互糅合的政治论，这种政治论建立在“天人感应”的信仰上。从唐到宋元，中国的“天下”观念有了一次大的变动———从“他者中心观”到“朝贡世界观”的转变。在唐代，正统的汉式天下观衰落，佛教随之勃兴，这时，西方成为中国人心灵上的中心，例如《大唐西域记》中所展现的对于他者的真理的虔敬。到了宋元，中国东南部的海外贸易繁盛，一定程度上导致“朝贡式的世界观”出现，《岭外代答》《诸番志》和《岛夷志略》等志书与之前的海外游记不同，志在建构一种“中国世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中心与边缘的交换不是互惠的，而是等级性的，中心是天子或父亲，要赏赐给边缘这些朝贡者或儿子更多的东西。16世纪以后，中国中心的朝贡世界观遭到了西方宗教的“全面冲击”，利玛窦、艾利赂等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了“天是球状”的“科学”看法，但这种“天主中心”的世界观随后被中国人驯化成一种新的中国中心的世界观。18世纪晚期，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带领使团访问中国，乾隆帝及整个王朝将他视为进贡国的使臣。这样一个变动的脉络说明中国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体系”，近代以来的国族化过程也是在这样一种世界图式中展开的。在对中国命运的知识性和政治性讨论中，在新的世界秩序中，19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重造“天下”的预言居于主流地位，康有为、严复和梁启超共同的出发点都是中国的富强。康有为在欧洲旅行时写下的游记，仍然以中国文明为荣。而在对欧洲社会哲学概念的理解中，又表现出现代性的本土策略，例如在翻译中“进化论”被译作“天演论”，就是本土观念对西方观念的解释。这一个“国族化”的过程恰好和安德森说的第三阶段吻合，但过程并非中国被卷入世界体系，而是中国知识分子将西方的现代性驯化在“天”之下的过程。在世界格局风云变换中，中国知识分子不断对基于民族国家观念建设起来的知识论进行“本土化改造”，以使其符合历史上存在的“天下观”。① 如果说“天下”连贯地表现出处理中心和层次化的世界之间的关系，那么在当前的政治实践中，中国如何以“天下图式”来叙述世界，如何以“天下图式”来理解中国的叙述，将会提供给我一个超越民族主义和全球化叙述框架的视角。 （本文原载《西北民族研究》2009年04期，注释等参见纸质媒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