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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举步维艰：艺术家的艺术 复杂的是，正因为与政治化相声相较，商品化相声或多或少地增加了“观”的浓度，卑从的商品化相声也有着些许自由艺术的因子，以至于不少乐观者将当下相声在小范围内的风行与“城市剧场”甚至“市民社会”等宏大的题目勾连起来。 在对莫扎特的研究中，将社会、文明和人都视为一个动态过程的社会学家埃利亚斯沿袭并深化他自己所开创的理论传统，同时从“心理发生”和“社会发生”两个维度来探析处于宫廷乐匠和自由艺术家之间的天才音乐家莫扎特早亡的悲剧。在这一经典的对艺术家的社会学研究中，埃利亚斯辨析出了与宫廷乐匠相应的工匠艺术（Handwerkerhunst）和与自由艺术家相应的艺术家艺术（Künstlerkunst）。[82]就艺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而言，宫廷乐匠类似于同期宫廷的其他仆人，其艺术创作是为私下认识的委托人，即为主人服务的。因为委托人和工匠艺术家之间极大的社会权力的差异，艺术家个人的想象力受到严厉的束缚。相反，自由艺术家是为了不认识的消费者——付钱却不一定认识——的市场而创作，中间夹杂着艺术商人、音乐出版商等中介，当艺术家能通过杰出的艺术表现引发受众共鸣时，他也就拥有更多的权力。 如果抛开媒体浓墨重彩的天价相声的“天价”，逼视当下商品化相声观演的现场，我们就能发现，以郭德纲为代表的所谓向传统回归的草根相声（尤其是各地的小剧场相声）时下的“红火”，正是因为在经济主宰的当下社会，作为艺术家的相声演者逐渐从政治（“宫廷”）宰制的工具化艺术品位中独立出来，取得了较高的艺术自主性。夹杂“现挂”等传统演技、回归剧场近距离面对面与观者的互动，促生了相声消费现场民主化因素的增多。也正因为明确的自由买卖的关系，生产者-演者和消费者-观者之间在观演现场地位平等，甚至演者高于观者。进一步，在面对广大消费者，尤其是“钢丝”时，直接回归撂地相声部分传统的郭德纲及其所在的德云社，扮演了时下相声艺术品味（不一定典雅、高端）的带领者和先行者。反之，在相当意义上，时刻通过网络博客等媒介关注观者反应、注意余音袅袅的政治化相声和其他门类草根艺术现状并全方位与社会、市场、媒介以及政治合作的郭德纲同时被独立意识增强，有着个性化消费品味的观者所左右。 显然，正如社会是在向前演进一样，卑从也自由的商品化相声是与演-观双方一道共同演进的结果。它应运而生，适应了今天的社会文化生态和人们的心理。正是作为局内人的郭德纲这样看重老段子也熟悉老段子的演者，对工具化色彩浓厚并居主导地位的政治化相声现状的不满，他才自觉地从演技到内容都直接回归撂地相声的部分传统，直接拿当下都市人熟悉又陌生的不公、不平、不对劲等日常生活开涮，触动了在茫茫人海中的观者潜藏于心的“小我”。于是，因为“我”被注意了而引发的共鸣，哪怕是被捉弄，不少忙碌的消费者也愿意现场去消费、忘我一回。 同时，热脸贴上了冷屁股。对急切要上央视春晚的郭德纲，央视春晚并不热心，反显冷漠。与此不同，在主流话语许可限度内，北京卫视、天津卫视等地方卫视以及其他传媒却先后高度地倚重郭德纲，变相哄抬，叫好。在这种“上冷下热”的情景下，在有意表明自己与政治化相声“割袍断乳”的同时，郭德纲充分利用电视、网络、广播、报纸、电影、电视剧以及出版社、发行商、广告商为自己造势。在表演上，他更明确地向小剧场、小众回归，呈现出受憋屈的小众欢迎，也似乎是莽撞地对现实社会嬉笑怒骂也环环相扣的悲喜剧形态。所有这些，从正反、内外、演观、上下、产销等各个方面强化了以郭德纲为代表的德云社相声的草根形象。 正因为如此，顺应了都市社会个体意识膨胀的商品化相声也才在当下的经济大潮中如鱼得水，在仍然有着强大意识形态和官方媒介强力支撑的政治化相声的地盘分流了观者，有了挤破门的热闹，也才有了天价相声的必然。当然，传媒的多元，娱乐文化的多元，个体的成长，使得商品化相声很难有政治化相声数量庞大的听者。事实上，作为土生土长的草根艺术的新近变体，商品化相声的影响和消费群体仍然浓缩在有限的范围之内。悖谬的是，正是政治化相声这个布景凸显了商品化相声的草根、非官方的形象，就连商品化相声有限的消费群体，也与政治化相声长期对观众的培养息息相关。 当今，国家相关管理部门正在进行的对文化表演团体等事业单位的改制、转型的调研、实践，其基本思路正好与新中国初期要将各种文艺国有化的收编、改造相反。当下政府文化管理部门的基本思路是要“断奶”，让这些政府包养了数十年的艺术、艺人回归社会与市场，自谋生路。显然，这其中不乏当下似乎繁荣的文化艺术市场的引诱，也不乏政府真诚地对曾经实施的文艺管理方针、制度与文艺精品贫瘠之间关系的反思。政府一方面要引导精神文化的生产，一方面又或明或暗地在否定自己过往的文化管理制度。可是，政府引导新型文化的生产要么是还处在摸索阶段，要么就是流于形式，不了了之。于是，就出现了一些边缘地带。正是在这些边缘地带，有着老草根气息的相声、二人转等，与有着新草根气息的超女、快男的歌声等一道汇成了当下中国“青少年化”文化的洪流，有了自己的地盘。 但是，在一个少有文化品味、独立反思和真正文化自觉的年代，在青少年化文化盛行的年代，在物质、技术、形式上具备却并未真正形成“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年代，在绝大多数个体沽名钓誉、借助种种手段满足虚荣、顾影自怜的年代，“英雄”郭德纲究竟能走多远？说相声的郭德纲是幸运的，但又是身不由己的！他被打造成为有着自己个性，并有别于所谓垂死的主流相声-政治化相声的“天桥艺人”，被一只只看不见的手强行推上了都市民间文化的战车，误打误撞地将相声带进了商品市场、艺术资本主义市场，还不得不常常在剧场外、舞台下，身先士卒、赤膊上阵地与赵本山、宋祖德等各类名流或合作、互捧或叫阵、裸骂。适得其反的是，这些正反的“合谋”使得本意在捍卫相声等娱乐文艺的卫士、急先锋角色反而又污损了相声这些娱乐艺术本身。 对于埃利亚斯而言，社会过程就犹如一个交织化的“赛局”，参赛者并不拥有绝对的权力，仅仅是在步步博弈中拥有相对的竞争力。[83]由此观之，尽管应运而生的商品化相声已经有了声势，也不乏优秀的演者和热心的观者、评者，但原本主要在于逗乐、解恨且短、频、快的语言艺术——相声——在当下这个社会赛局中仍然前途难测。在某种意义上，郭德纲已经不是郭德纲，艺术家已经不是艺术家，艺术已经不再是艺术。在交织化的赛局中，身不由己、见招拆招从而随波逐流的商品化相声及其演、观者既是由多种因素、多种力量、多种心理编织成的巨网中的一个结点，也是今天秉持不同世界观且紧张、困惑与忙碌的人们思维、斗争的符号与工具。 不仅仅是明星郭德纲有着这样身不由己的尴尬。作为四川方言文化的代表人物，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以散打评书风行四川各地的李伯清如此，稍晚于郭德纲成名的说“上海清口”的周立波，更晚些被央视捧红的显女相的“小沈阳”都经历着类似的窘境。就连依托央视发家致富，如今财大气粗的“不倒翁”赵本山，在回眸一笑中也不时对央视进行婉讽、揉捏。民间艺术-草根艺术-原生态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指向同一事象的语词及其所代称的艺术究竟有多大的能量？能走多远？该怎样走？是否能“两肩担道义”地担负经国之伟业，不朽之盛事？观、演者究竟该有怎样的激情，而非一时的沉醉、浮躁、轻狂，以至于追捧与对骂？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之时，侯宝林有些幸运地将相声从京城下体的杂吧地儿天桥带进了京城上身的中南海。与此从下到上的历程和转变不同，目前很“火”的郭德纲似乎是将相声救活，并将其从主流意识形态还归边缘、民间与世俗。这一切都是围绕杂吧地儿天桥和天桥艺人发生的。历史再次发出了它那诡异，谁也无法揣摩明白的微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