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新的语境下，作为一种象征资本、名誉资本的杂吧地儿天桥及其艺人被今天各有所图的异质性群体进行着再造、利用与发明，上演着中国的“民俗学主义（Folklorism）”[69]。而在各方合力打造、哄抬的天桥乐茶园中上演的一切最具典型意义。政府相关的职能部门、文化公司、经营者、演员和观众似乎都要在这里寻找过去，试图尝试发出与主流话语不同但又能够被主流话语容忍的另一种声音，试图在此找出草根艺术曾经有的旺盛生命力，找出五、六十年前这里曾经有的那种不洁却饱含生机、活力的感觉。 七、商品化相声的“登堂入室” 1.复调的草根英雄与“非主流”相声 思想解禁后政治化相声的颓势、媒体的发达、大众文化生产的吊诡和整个社会品味的“青少年化”等，为郭德纲这样的艺人成为新时代都市文化英雄提供了契机和可能。采取了传记“向后看”写作的基本模式，作为一个已经受人追捧的明星，自述中的郭德纲不但类似早期革命经典小说中高、大、全的革命者这种单面人，而且还有着神话传说等口头叙事中常见神秘“圣诞”色彩[70]。如同早年撂地艺人凤凰涅磐式的学艺经历一样，郭德纲强调自己年少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发奋图强的学艺经历，正所谓“历经寒暑，洒尽汗水，尝尽个中滋味，复辗转于梨园”，终而“工文丑、工铜锤”。同时，30多岁的他也没有忘记讲述自己是虎投生，是驾着祥云的神仙把自己送给梦中父亲的灵异故事。正如有人对他的传记分析后所总结的，其成长“活脱脱就是金庸小说中的一个英雄少年，除了缺少‘成功求婚’的环节外，其余叙述，从情节结构到场景设置、人际关系、江湖守则，基本遵循着英雄命运的程式”。[71] 事实上，郭德纲本人确实经历了相声艺人该有的磨练。除了用心学艺、苦练基本功，在其成名之前，他组建德云社，往返于京津两地，数年在潘家园等地“撂地”低价说相声，近距离接触观众，表演淡化了政治化相声浓郁的说教色彩，多了些娱人成分和彰显人欲的烟火气息。在调侃、辱骂中还归了撂地相声曾经有的一些“俗”气。这种立足并显现“小我”的风格，不但受到当下京津两地一些有闲阶层的喜爱，也受到一些生活高度紧张，偶尔需要彻底放松的都市白领的亲近。这样，在还说教相声于嬉笑怒骂的娱乐与粗俗时，以他为代表的相声也在一定意义上将政治化相声还归于民。 于是，在有人质疑郭德纲相声的同时，不少严肃的观者也对之寄予美好的期望，并毫不吝啬赞美之辞。双方纷纷在《北京青年报》等传媒上不温不火地各抒己见，侃侃而谈。[72]2009年，对郭德纲及其相声的颂扬，达到了新的高度。该年第四期的《文化纵横》刊出了《自由消费时代的民间娱乐》、《江湖、民间与市民社会》和《“相声热”中说相声》系列文章，其基本旨趣都是通过贬稍后于郭德纲红火的上海娱乐明星周立波来捧郭德纲，赋予其与皇城相应的王者之风。 有些奇怪的是，在多地说相声的郭德纲最终是在杂吧地儿天桥旧地的“天桥乐”茶园说时才引起传媒的广泛关注和追捧。2005年、2006年之交，数年来在天桥乐茶园说相声的郭德纲一夜之间成为媒体之星。他曾经在一个下午接受九家媒体记者的采访。[73]2006年春节期间，包括凤凰卫视中文台在内的多家电视台为其录制了长时段的专题节目。因为这些媒体铺天盖地式的重复播报，当初曾在潘家园“撂地”说相声的郭德纲的演出地点也经历了老天桥艺人卖艺曾经有过的“登堂入室”的历程，即：明地（潘家园）、小戏园子（天桥乐）、大戏园子（天桥剧场、嘉里中心饭店等五星级酒店）、电台、电视台。 当然，在杂吧地儿天桥升空的郭德纲除充分借用了天桥这块杂吧地儿的历史隐喻和作为下体的生理学特质，还有着时势造英雄的运数：在视频传媒，尤其是央视春晚，政治化相声已经长期让赵本山的小品抢尽了风头；在北京、沈阳等原本多少有着相声土壤的表演重镇，试图以亲民姿态出现的“回归剧场”的俱乐部式的相声表演也因种种原因上座率并不高[74]。在这种大背景下，虽然有些偏离政治化相声的主航道，在天桥乐说相声且上座率不错的德云社相声得到了主流话语的放行，有了这默许的扶持，媒体的造势、“十年寒窗”的郭德纲和“钢丝”一道成就了明星郭德纲，也加速了相声市场化和商品化的转型。 通过网络博客、专著和记者采访等多层次、立体地反复重述，在不同的言语和语言叙述中，以天桥乐为据点演出的郭德纲的相声俨然有了不同的性质和意义，被冠之以真、善、正统与地道的“传统相声”、“民间相声”、“草根相声”和“非主流相声”等头衔。红火的郭德纲也俨然成为“传统相声”的救命稻草，“非主流相声”的代言人。为什么从天桥出来的就是民间？就是草根？就是英雄？这或者是郭德纲自己也始料未及的。正如八角鼓向撂地相声转化、撂地相声向政治化相声转化一样，“传统”仅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一直处于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之中。以郭德纲为代码的相声的传统性是在实践和不断的重述中叠加出来的。这种重述与叠加在一定层面上又迎合了不一定是爱好相声而是有着别种心理渴求的观者，尤其是“钢丝”的欲求。 有着都市快餐文化生产者和主流意识形态宣传者双重角色的媒体写作者的复调叙事引导着郭德纲与观者，也规范着郭德纲对自己相声表演的思考与表述。在一次次闪烁的镜头前的问答中，原本与政治化相声相较而言有着民间色彩和草根性的德云社相声也就完成了与传统的对接、粘连，并提升为真、善和正统，从而与政治化相声抗衡。显然，对僵化的政治化相声的叫板背后，有着对单面文化的不满和都市文化多样性的渴求，也显现着在已经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个体日常生活的苦闷、无趣。换言之，在狭隘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张扬且敏感的现代都市社会，有着双重角色的媒体和郭德纲合谋完成的真、善、正统的民间相声、草根相声和草根英雄这些叙事的隐蔽语本是新兴的“小”市民这个民间和官方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冲突。在个体和国家的衣兜里多少有了些钱后，“青少年化”的个体这个“小我”更多的是需要形式上的快慰和欢畅，是肉身的张扬，而国家这个“大我”要追寻的是民族的认同、凝聚力和强大。于是，小我的个人主义与大我的民族主义就形成了一个张力场。由此观之，在今日北京这个敏感的都市，新社区天桥仍然扮演了当年杂吧地儿天桥的角色，是具有反结构的社场，依然与民间、非主流相连。这样也就不难理解：数百人前往天桥乐抢买名声大噪的郭德纲相声门票，并挤破门玻璃的狂热。[75] 成名之后，与媒体通力合作的郭德纲已经身不由己。他曾经有的对相声是穷人的玩艺儿的历史、相声重在娱人本质的反思也沦为“片面的文化自觉”。作为名人，作为一种相声的代言人，他不得不调和好“权力的文化网络”中的各种关系：或者是进一步向体制内的正统相声挑衅，亦或者是主动回归体制内，郭德纲除公开声明自己不是主流相声的敌人之外，还拜侯耀文为师并加入体制内的“中铁说唱团”[76]，也一再表明要上“春晚”的决心与信心[77]。有些诡异的是，有着影响力、号召力，表演确实有些个性和特色并不乏“粉丝”的郭德纲，至今被娱乐圈视为荣耀的同时，也始终被“正统”的央视春晚拒之于门外。在迎合与俯视的两种心性和体态之中，一度在叙事学中被强调的泾渭分明的民间与官方、主流与非主流、传统与现代的界限分明又模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