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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在满、汉两种文化不对等的交流和融合中形成的八角鼓，是满族人遗留给后世的“礼物”。[26]《大清律例》就多处明文规定，除八角鼓外，旗人子弟不得排演任何戏剧，甚至不许旗人和官员前往外城的书场戏园看戏听唱。再加之舒适、无忧、闲暇的生活，八角鼓在京城日渐繁荣且形式多样。梁绍壬的乐府诗《八角鼓》云： 十棒花奴罢歌舞，新声乃有八角鼓，一木一扇一氍毹，演说无事兼子虚。虚中生实无生有，别是人间一谈薮，操成北地土风音，生就东方滑稽口。有时按曲苏昆生，有时说书柳敬亭，有时郝隆作蛮语，有时公冶通鸟声，有时双盘旋空际，公孙大娘武剑器，有时累丸掷空中，佝偻丈人承蜩功。须臾座中响弦索，引上雏儿一双玉，不习梨园旧谱声，自调菊部新翻曲。曲边人物尽风流，燕样身材莺样喉，入局先输钱买笑，当筵又费锦缠头。眼波眉语通消息，别有温柔描不得，巧虐新谐倍有情，秾歌艳舞都无色。由来此戏五方同，不及京师技最工，此辈亦须官样好，马伶无怪客严公。[27] 诗中所述八角鼓已经由满族萨满仪式表演中的法器演化为多种说唱、杂耍的统称。今天在小范围内传唱的八角鼓已经与过去的形式相去甚远。除文革时期之外，闲暇的八角鼓票房活动一直都存活于京城。2006年，相声和岔曲都成功申报为北京“首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数百年京城中有的八角鼓这种说唱传统，随着旗人社会地位整体性的骤变，清末民初天桥的说唱自然也就丰富多彩。[28]在20世纪名声显赫的相声显然深受八角鼓的影响。 嘉庆三年（1798）刊行的戴全德《浔阳诗稿》中有一首《花柳调》如下：“八角鼓，武艺高，伙计三人嗓子好，做正的打鼓弹弦子，丑脚是站着，家伙响动开唱；曲词新鲜，嗓子脆娇；丑脚斗亘堪笑，脖子打肿了。可爱初次听，真畅快，可惜再复说，俗气了。”晚清小说《风月梦》对八角鼓的表演有着更为具体的描述： 两人退下，换了三个人上来，将桌子摆在中间，有一个拿着一担大弦子坐在中间，那一人拿着一面八角鼓站在左首，那一人抄着手站在右边。那坐着的念了几句开场白，说了几句吉祥话，弹起大鼓弦子。左边那人敲动八角鼓，那坐着的人唱着京腔，夹着许多笑话。那右首的人说闲话打岔，被坐着的人在颈项里打了多少掌，引得众人呵呵大笑，这叫做斗缏儿。扬州不行，北京城里王公大臣宴客总少不了的。三人说唱了一回，退下，又换了一个人手拿一柄纸扇先学了些各色鹊鸟声音……[29] 这些文字中描述的八角鼓表演中“斗亘”、“斗缏儿”，就是后来相声专家一再强调的相声表演的基本技巧。夏仁虎《旧京琐记》卷十“坊曲”中亦云： 京师杂技并八角鼓班，统谓之杂耍。其中种种，如抖空竹、耍花坛、踢毽子，皆有独到之技。有说笑话者曰穷不怕，滑稽突梯，不可方物，盖柳敬亭之流也。继之曰万人迷，又有百鸟张者，其学鸟兽音足以假乱真。厥后有戏迷华子元者，能学各名角之音调，非惟曲折毕肖，并其疵处亦模仿之，可怪也。 从今天仍然能够看见的拆唱八角鼓《小上坟》和《劈牌》两个段子[30]，我们也可知在演技上撂地相声与八角鼓的姻缘关系。 虽然不以说相声为本业，但早年长期在江湖游走，并以说书和研究江湖著称于世的云游客（连阔如）曾明确说明相声源自八角鼓，云：“八角鼓儿迭经变迁，又产生相声之艺术。按八角鼓之八部，分为乾坎艮震巽脱坤兑，由此八卦中分其歌曲之艺术为八样，即吹打弹拉说学斗唱是也。八角鼓的鼓儿，向有生旦净末丑。其丑角每逢上场，皆以抓哏逗乐为主”。早年，八角鼓中有名的丑角张三禄因生性怪癖，受人排挤，遂愤而撂地，并不说自己的玩意儿是八角鼓儿，而说是“相声”。云游客接着解释道：“相之一字是以艺人之相貌，形容喜怒哀乐，使人观而解颐；声之一字，是以的话声音，变出痴痴呆傻，仿做聋瞎哑，学各省人说话之语音”。[31] 有“北京通”之称的金受申指出，八角鼓全班包括鼓、柳、彩三种。鼓是八角鼓，柳是小曲，彩是戏法。表演时，先是岔曲、单弦或杂牌子曲、琴腔，此后八角鼓才正是登场。八角鼓表演中的第二个表演是“哄哏”，三个人的相声；第四个表演是三人相声或是变戏法；终场则“牌子戏”，即拆唱八角鼓，由两人或三人演唱，需要切末彩扮，滑稽突梯，令人喷饭。[32] 老舍也将相声与京韵大鼓、梅花大鼓、单弦牌子曲、快书、莲花落、北京时调、太平歌词一道，视为是在北京“土生土长的”。[33]正因为相声“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所以老段子中才有“许多许多北京的土语方言”。[34]直至晚年，相声艺人罗荣寿还强调“相声占说、学、逗、唱这四门口技，就是模仿曲艺‘八角鼓’里的特点”，并指明了二者之间的异同。[35]在回顾了“比相声还相声”的八角鼓的诸多形式和表演手法时，金名也不无风趣地指出，安居北京杂吧地儿天桥的相声是八角鼓的“锅子里爆出”来的。[36] 如今，随着郭德纲的红火，其相声票价也一路飙升时，自称表演在于娱己娱人而非名利的“清门儿”的相声传承人，反复强调着“清门儿”相声与“浑门儿”相声的诸多不同。[37]除了说明在商品化社会，当下这些自视为清门儿相声传人仍欲坚守传统，洁身自好，拒斥工具理性而崇尚价值理性的宿求外，这股在文化经济洪流中声音孱弱的“清流”同样也表明了旗人当年生活的闲适以及撂地相声与八角鼓之间可能有的渊源。因为八角鼓在不同的年代也有着“大爷高乐，耗财买脸，车马自备，茶饭不扰”的走局-清门儿和“为吃”、破财保身的走局-浑门儿之别，而且这两种本质不同的走局还有着顺应时势的强弱起伏和攻守异位的参差变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