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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悠久、丰富的经典解释传统 从20世纪末以来，我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是创建中国解释学的问题，这是在北京大学成立100周年时提出来的，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因为西方解释学已经成为一种颇有影响的思潮，不仅用来解释哲学，文学、社会学甚至艺术学都可以用解释学来解释。那么中国有没有自己的解释学?我认为虽然还没有真正的解释学，但却有长久而丰富的经典解释传统。西方解释学成为真正解释学，也是在19世纪末由施莱尔马赫、狄尔泰他们完成的，当然解释经典的传统在西方也是很早的，主要是解释《圣经》。中国虽然没有系统的解释学，在历史上还没有成为独立、系统的学科，但解释经典的历史是很长的。比如《左传》解释《春秋》，那是在公元前300多年前甚至在前400年，这比西方解释《圣经》要早；《易传》解释《易经》，那是在公元前300年，也很早；对老子《道德经》的解释也是在公元前200多年开始的。所以我们有解释经典的历史传统，但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没有把它形成解释哲学体系。那我们能不能根据中国材料，参照西方解释学，来形成独特的中国解释学?如今，山东大学的《中国诠释学》已经出了6集，都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为此写了5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 中国文化必须在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中“复兴” 我大概是1999年在费孝通主持的一次会上提出“新轴心时代”这一想法的，西方学者稍早一点已提出了这一问题。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认为公元前2500年前后，在古希腊、印度、中国、古犹太和古波斯几乎同时出现一批思想家，而且彼此之间没有接触，孔子、老子不知道柏拉图、苏格拉底，他们也不知道我们。那个时代这批思想家几乎是在互不影响下独立发展的，为什么?从世界大发展的角度讲，当时世界正经历着大发展：中国是春秋战国大发展的时代，印度的佛教是在与婆罗门教争斗、反对婆罗门教的等级制度这一过程中发展而来的，希腊哲学的繁荣背景也正逢希腊城邦制特别是早期民主思想的出现。所以雅斯贝尔斯有一段话说，他们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可是在以后的2000多年中，逐渐互相影响，而每一次文化新的飞跃，都回到它的起点，然后“燃起火焰”。这期间文化的复兴，特别是中国、印度和西方文化的复兴，都是回到原点。从历史看确实如此，比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回到古希腊，中国宋明理学回到先秦孔孟的儒学。 如今的世界又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这就是“全球化”的出现。“轴心时代”的各种文化没有互相影响，现在彼此间影响越来越大，这是否会出现世界大转变，是否会产生新的思想家，是否预示新的“轴心时代”的到来呢?从中国的形势上看，我们国学的复兴还是很初步的，可是苗头已经逐渐出来，现在不仅是大学里有国学院的成立，中小学也在背诵古书，社会上有些社区也在讲，它逐渐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比如，北新桥街道就在孔庙办了讲习班，是针对市民的，我也去讲过。北京大学也办了讲学班，是针对企业家的。这一潮流，也影响着我国的高层领导人。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将对有力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我们还应注意到，中国一批知识分子在深入研究中国自身文化传统的同时，对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有较深的了解。我认为，中国文化必须在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中“复兴”，必须在吸收其他各民族文化特别是西方先进文化中的优秀成果中“复兴”，必须在努力寻求我们民族文化中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资源中“复兴”。因此，我们期待着和各国的学者一起为建设全球化形势下文化上的“新轴心时代”的早日到来而努力。 印度也一样，上世纪中期开始，他们提出要复兴印度教并将之立为国教。印度原来是英国殖民地，他们认为要复兴首先必须得把自己的文化树立起来。这种想法早在甘地时期就提出了，其后人民党明确提出印度教应该成为指导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指导思想。西方也是如此，最近有一本书《欧洲梦》就指出他们不必走美国的道路，不要过奢侈的生活，提倡只要过一种比较安康幸福的生活就可以了。特别要看到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因为现代化的社会已经发展了二三百年，现在问题很多，由此而出现了后现代主义，目的就是解构现代性。 中国社会是个“礼法合制”的社会 记者：儒学在中国历史上起过很大作用，而且也一直是中国软实力的重要资源，对整个世界有很强的吸引力。现代新儒学学说是如何适应当代社会，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其社会角色并发挥作用? 汤一介：我在《论儒学复兴》这篇文章中重点谈了这个问题。对儒学的研究可以有三个向度，一是政统的儒学，二是道统的儒学，三是学统的儒学。现在我们可以重点来发展学统的儒学。因为政统儒学的负面影响是比较多的，比如说等级制，三纲六纪，可以研究它，但不需要过多发挥它，因此我不赞成把儒学政治意识形态化。另外道统儒学，如果道统的思想过强，也就是派性过强，就会容易排斥其他学说。现在是多元化的世界，文化处于多元化的世界，不仅面对世界各民族各国家要讲多元化，甚至面对中国自身的56个民族也要考虑文化多元化的问题，所以要和其他各个民族的文化共同发展才可以，不共同发展就会引起麻烦。所以费孝通先生有一个思想很有意思：“多元一体”。中国是个多元一体的国家，我们是一个国家，但是有56个民族，如何和平相处，我们要帮助、扶持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要和他们平等对说，共同发展。这和世界形势一样，西方文化是强势文化，应该帮助发展中国家，如非洲等地，而不能继续掠夺，不能把西方的“价值观”强加于人，这样是不行的。 要重视学统，因为在儒家的思想里，一些思想有很多空间可以发挥，比如“天人合一”的思想，这对解决人和自然的矛盾会提供非常有意义的资源，为什么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又比如“和而不同”的思想，可以消解文明冲突论。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文化可以有不同，但应该而且能够和平共处。不同可以和平共处，要同就没有意思了，一个大花园里只有一种花朵并不一定好看，多种多样的花配合在一起不是更好看吗?所以中国“和而不同”的思想，对解决不同文化之间可能引起的冲突矛盾是很有意义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有两个想法，第一，他认为在不同民族之间会有文明的冲突，他认为现在是西方文化的面对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挑战。他说我们应该让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冲突，他们受益，这是他的一个构想。那么现在不是这个状况，反而是西方与伊斯兰的冲突越来越严重，我们与伊斯兰冲突不是很大。他的第二个构想，就是要把发展中国家想办法纳入他们可以控制的国际组织中间，那就完全受他们控制了。我认为，他的两个想法都是错误的。对于仅仅有利于西方的国际组织，我们应逐步改造它，使之有利于全人类。现在看来，也许金砖四国可以起一些作用。所以我觉得，在儒家思想里，有很多有待我们发掘、发挥的东西，像“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思想等等。 现在我在考虑另一个问题，即“依法治国”的问题。其实中国传统是个“礼法合制”的社会，因为从最早的《五经》看，有《礼记》、《周礼》、《仪礼》，如果看二十四史(不仅是二十四史)其中的“志”，“刑”和“礼”是分为两“志”的，正如贾谊《陈政事疏》中所说：“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己然之后。”当时治理国家是用这两套：刑法和礼乐，所以中国常把自己也称为“礼乐之邦”。因为礼不仅仅是起着道德教化的作用，也带有制度性质，我们传统的婚丧嫁娶都有规定的制度，因此我想研究这个问题。我招收了一个博士后，专门让他研究“礼法合制”，看看它对我们今天的社会还有没有一点意义。前几天和我们学校的一位副校长谈，他是法学教授，现在是校领导，他也认为这个问题可以研究，很重要。我说这样吧，这个题目虽是我研究的一个题目，我那位博士后也是北大法学博士，我说你也来参加，他说好啊。这虽然是句玩笑话，但我不断想问题，希望能提出一些新问题来考虑，我不一定能解决得很好，但不断提出一些新问题也总有点意义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