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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儒学”应从学理上发挥作用 记者：儒家思想资源是非常多的，但如何把这些资源转化得切实些，而有益于现实社会? 汤一介：“儒学”必须要让它面向现实，而“儒学”本来就是要求“治国平天下”的，但主要应从学理上(即其“学统”)发挥作用，所以我现在正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是政治法律有关的“礼法合制”问题。还有前一阵研究的问题，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问题。我想，是不是儒家伦理对中国现代企业家也有一定的意义?于是我就写了一篇论文：《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儒商)精神》，已发表在《江汉论坛》2009年第1期上。我的想法是，虽然我们不能认为儒家都好，但是我们要发掘它的有积极意义的而且适合现代社会要求的东西。马克斯·韦伯是很有眼光的，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除了工业化等原因之外，还有西方基督教的发展，卡尔文教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他认为资本主义用新教伦理如何使资本主义有一个精神支柱呢?他说，资本家一定要不断赚钱，但要用最理性的方法来赚钱，这是资本家的一种天职，它可以增进上帝的荣耀，因为卡尔文教是一种宗教。那我可不可以用类似的思路来考虑问题?中国现代企业家，是可以用最合理的方法不断赚钱为手段，以增进社会的福祉和他个人精神境界的提高为目的，我想这可能是符合儒家精神的，因为孔子讲过，“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取之，不处也”，也就是说富与贵，虽然是人们希望得到的，但不符合道义得到它，我不做。这是儒家的精神，《周易》中有一句话，“何以聚人?曰财”。怎样把老百姓聚集在一起，要钱财，聚集老百姓是目的，钱是手段。所以说我们古代和西方不一样，他们是增加上帝的荣耀，我们是为社会的福祉和个人精神境界的提高。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做一本像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那么有分量的《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出来，这样影响就大了，但要做一个有体系的理论的著作是很不容易的，需要大家的参与。 希望《儒藏》至少在100年内为世界通用 记者：您主持的《儒藏》工程从2004年正式实施，来自中国、韩国、日本和越南等国的近400名学者参与了这一工程。请问您当初提出要做这个大工程的原因是什么，在这几年的编撰工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您对《儒藏》的最大期望是什么? 汤一介：当时最早提出这一想法的原因是在中国历史上有儒释道三家，现在已经有《佛藏》、《道藏》，但一直没有《儒藏》，明清两代学者都提出过要编《儒藏》，但是工程太大，都没有能实行，明朝做了《永乐大典》，清朝做了《四库全书》，已经很了不起了。那现在我们中华民族要复兴，是否应该考虑做《儒藏》?从儒释道三家讲，儒学在历史上是我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是应该做的时候了。北京大学是在2002年提出来，实际上在1990年我就提出过。当时有个企业家，想支持我做，但是后来他这个企业没有发展好，一下子垮台了，所以没有做。一隔就是十多年，2002年提出来，作为一个课题。后来，在2003年作为教育部的一个重大项目，2003年12月31日才把项目批给我们，正式启动是2004年。后来我想，光因历史上没有《儒藏》，就来编一部《儒藏》虽也是一个理由，但是更深层的理由，是刚才说的，儒家思想里有相当多的对我国今后发展很有意义的思想资源，我们要把材料准备好，不然好多东西不知道，对研究不利，所以我想给大家准备一套材料，让大家来研究它。还有一个想法，我喜欢自己的国家。《佛藏》从宋朝起一直到现在，至少编了20多种，但现在通用的是日本人编的《大正藏》。所以我想我们应该编出一本让世界通用的《儒藏》。有记者问我，“你觉得你的《儒藏》怎么样”，我说我要把它做好，至少100年可以被通用。 但现在困难还是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国家的学风并不好，有不少学者做学问不太认真，特别是经济对学术的冲击太大，所以给我们的稿子，送到我们这里来常常质量上有问题。“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工作班子总共才十多个人，业务专业人员不到10个人，当然还有三四个是行政人员。来的稿子，往往是不合格的，到我们这，相当部分要退稿，要他们修改，有的甚至根本不行，我们要重新找人做，所以对我们压力很大，时间也是浪费，这是学风的影响。还有经济上的，我们的经费不足也是个问题。2009年，我们本来打算出50本，但只出了30多本。本来希望到2015年可以全部出完，330本能出齐。但现在速度慢很多，有些我可以做的做，有些是无能为力的，但我们要求首先保证质量，慢就慢一点，一个不合格的稿子也不放过。为解决以上两大困难，我想和一些企业家谈谈请他们给些支持，如果我们经费比较多，学风更好一些，工程可以顺利一些，质量更高，速度可以更快一些。(采写：本报记者 褚国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