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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丁：您曾在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读书，在那里您接受了研究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系统训练。在著名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В.М.Алексеев)院士的女公子班科夫斯卡娅(М.В.Баньковская)的一篇文章中我读到：“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去世后，两个大学生，一是李福清，另一个是弗拉基米尔·谢曼诺夫每晚必定去他的私人的图书馆，在涅瓦河滨河街科学院之家的寓所里，去那里读书、摘录，常常工作到深夜。李福清不仅接受，并且卓有成效地发扬了阿列克谢耶夫心灵中最重要的志向——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中研究中国民间文学，而且还成了他的著作的最有力的宣传者。”后来您分配到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所工作，此后您又到北京大学进修，哪些学者对您产生过影响?当时的列宁格勒或莫斯科的汉学界有哪些优良的学术传统，您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启迪和益处? 李福清：1950年我考进国立列宁格勒大学，正好赶上杰出的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生命的最后时光，人们称他为“阿翰林”。我虽然只听过他三个月的课，但他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确实，现在我参与整理出版阿列克谢耶夫的著作，两卷本的《阿列克谢耶夫中国文学论》已经出版了，现在预备出版他的巨著《司空图〈诗品〉研究》(1916)。这是世界最早的非常详尽的司空图研究著作。还要出版他的《1907年中国行纪》(可参见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中文译本)增订本，加进了他1909年、1912年的行纪。我自己从中得到很多有益的东西，也为俄罗斯的汉学遗产的传播做了一点贡献。给我带来学术思想和方法启迪的，还有一位大学者，这就是弗·亚·普罗普。普罗普的《神奇故事形态学》和《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等著作，已对民间文学的研究由收集归类进入到科学分析阶段。他从俄罗斯和世界各国大量的民间故事中归纳出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的功能形态，也就是将世界的民间文学放在一起来比较。我听普罗普教授的课先后有三年，一共听了三门课。我离开列大后，普罗普教授对我一直很关心。当我完成了副博士论文《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体裁问题》之后，他亲自担任评委，写了很详尽的评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当我写好博士论文《中国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论三国故事的口头和书面异体》的时候，他身体已经很不好了，没有担任评委，但还是读完了全书，写了评审意见，给予了很高评价。他的《神奇故事形态学》等书中的方法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我从他那里学习了许多有关民间文学研究的理论。普罗普教授曾告诉我，他是针对俄罗斯的神奇故事写的形态学，希望研究西欧民族的神奇故事也可以用，但不知研究中国汉族民间故事或亚洲其他民族故事可不可以用。在研究台湾原住民的故事时，我用了普罗普教授的方法。 在读大学期间，我还遇到了数位良师。谢·雅洪托夫教授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开汉语课，讲授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汉语史等课程，他指导学生学习总结汉语的特点。维·彼得罗夫只比我大三岁，他在读大学五年级时就开始给一年级的学生上课。他上“汉学工具书”，讲授如何运用《古今图书集成》、《佩文韵府》和燕京哈佛学社编撰的例如《论语引得》等诸子引得。彼得罗夫要求学生掌握600种中国工具书，要通过它们去查阅资料。这门课的考试是最难的，这对我以后的研究工作大有益处。我们的老师常常说，我们无法知道你们将来会碰到什么问题，但我们要教你们学会查找参考书。这是非常正确的，我常常遇到某些学者(俄国的、西方的、中国的)不知道应该查什么书，怎么迅速解决问题。在列宁格勒大学我受到了系统的汉学训练。 世界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组主任В.契切罗夫教授对我的精心指导，令我难忘。契切罗夫告诉我：“研究工作要从小题目开始，题目不要大，但挖掘要深。”他的话可以说成了我毕生从事学术研究的座右铭。梅列金斯基继续普罗普的研究，写出了《神奇故事人物研究》、《神奇故事结构问题》和《古亚细亚神话叙事诗》等，这些对我帮助很大。我常常引用他的书。我很幸运，因为我遇到了这些好老师。 我还要告诉中国读者，我得到很多中国朋友的支持和帮助。我刚到莫斯科工作时，得到中国留学生陈毓罴(他后来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的帮助，当时他是莫斯科大学的研究生，他教我学古文。1959年我第一次到中国访问，认识了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的贾芝、路工等。刘锡诚和连树声等同行还陪我到天桥听说书，听了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阔如说的《长坂坡》。1965年我到北京大学进修十个月，由段宝林老师辅导，听过民间文学、文艺理论、中国戏剧史等课程。后来我还结识了更多的中国朋友。对于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我一直心存感激。 刘亚丁：您的著作有很多学术的闪光点，其中资料翔实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有人总结说，您用的是归纳法，在列举大量的材料后才得出自己的结论。您收集学术研究资料的方式是非常独特的，我记得，为了研究“孟姜女传说”的第一手资料，您巧妙地调动了中国各省的文联。请您谈谈，您当时是如何得到中国这么多机构帮助的。作为一个外国人，您是如何做到每本著作都拥有如此翔实、可靠的资料的? 李福清：1955年，我从列大毕业分配到莫斯科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担任处级研究员，做研究工作。但由于在回族人那里受到中国民间文学的影响，我决定研究民间文学，开始打算做中国的三大民间传说《孟姜女》、《梁祝》和《白蛇传》的研究工作。后听从了契切罗夫的建议，小题大做，专心研究孟姜女的故事。在这本书里我想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一个故事在口头传说中可以存活多长时间；二是，一个故事情节在各种体裁中的不同表现。第一个问题用俄罗斯和西方民族的故事无法解决，因为没有中国那么久远的记录。我很重视第一手资料的搜集工作，研究民间文学，没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什么归纳呀，演绎呀，找规律呀，都谈不上。我研究了苏联所藏顾颉刚等人在上世纪20年代留下的研究孟姜女的资料。那时陈毓罴建议我给每个省文联写信，请他们代我搜集有关孟姜女的材料。不久，几乎每个省都寄来了许多新资料，有民歌、传说、地方戏曲和宝卷等，陕西省文联还专门派了两个人下乡搜集资料。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连树声和杨堃等也给过我很多帮助。中国朋友的帮助和支持令我非常感动，难以忘怀。郑振铎先生1958年访问莫斯科，我抱着一大堆孟姜女资料去请教他，他见我有这么多资料，对我说，如果他以文化部副部长的名义向各省文联要这些资料，他们不一定寄。你李福清比我们中国的领导机关还管用，你几封信得到多少研究资料呀!他鼓励我好好研究这些珍贵资料。 我通过对有关孟姜女的大量材料的搜集、整理、对比、研究，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中国汉族的民间文学有一个特点，同一个情节往往会在各种体裁中反复出现，这是中国的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孟姜女的故事，有民歌，有鼓词，有宝卷，还有大量的地方戏等等。孟姜女的故事历经十三个世纪，其核心内容是比较一致的。我研究孟姜女故事在各种体裁中是如何变化的，宝卷中的孟姜女故事有很强的佛教色彩，传说中孟姜女到长城的行程叙说得很简略，而在戏曲里则很详尽，因为在戏曲里，可以用各种唱腔来表达人物在去长城中的思绪和情感，孟姜女前去送寒衣的情节被描写得非常细腻。这就构成了我的副博士论文《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体裁问题》，发表后受到了苏联和中国同行的关注(苏联几个刊物，捷克、意大利、以色列都发表了述评，中国的马昌仪写了仔细的介绍)。1961年在北京见到顾颉刚教授，他请我把搜集的孟姜女故事材料寄给他，他想编孟姜女资料集，我把一部分材料寄给他，但是国内后来情况变了，他无法出版。现在也不知道这些宝贵的材料在哪里。 至于我搜集学术研究的材料的方法问题，除了上面说的，我还要指出一点，就是我研究一个问题时尽量穷尽在俄罗斯的、中国的和西方的资料，既要注意研究对象的原始材料，有时有关学者发现了新材料，你要注意吸取，又要注意搜集学者新出的研究著作。真正的理论著作是不能根据局部的材料来写，如同植物学著作，不可以只用一个地区的植物来谈世界植物的分类及其理论问题。普罗普教授的《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梅列金斯基教授的《神奇故事人物研究》和《神话诗学》等都用了全世界的民间故事材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