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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研究文学的另一个传统特点是强调从世界文学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各国文学。我的老师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常说：“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他非常重视把中国文学理论放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将陆机的《文赋》与古罗马的贺拉斯的文学理论和法国的布瓦洛的诗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也与明代文学理论进行过比较研究。20世纪60年代，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开始编写10卷本的《世界文学史》，这部文学史充分体现了这一传统特点。与西方一些学者编的各民族完全分离的世界文学史不同，这部巨著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呈现世界文学的发展规律的同时，呈现每个民族文学各自的特征。这部文学史特别注意文化区的划分，如西欧文化区、伊斯兰教(阿拉伯)文化区、印度文化区、远东(汉字)文化区等，力图显示出各文化区的发展规律、文化区之间和文化区之内的关系。我参加了这项工作，这样的学术经历自然也会影响我自己的研究方法。收录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我的《古典小说与传说》中的《中世纪文学类型与相互关系》，也是这方面的成果之一。现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在翻译出版我们研究所撰写的这部《世界文学史》中译本，听说第六卷已经问世了。 刘亚丁：现在无论是在读书界还是在学术研究中都出现了所谓的“读图时代”，非常有趣的是，这与俄罗斯汉学界的传统，与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开创的传统居然不谋而合。在彼得堡国立爱尔米塔什(冬宫)博物馆，萨莫秀克(К.Ф.Самосюк)研究员向我介绍了收藏中国绘画的情况，在俄国科学院彼得堡东方学分所，克恰诺夫(Е.И.Кычанов)所长和波波娃(И.Ф.Попова)科研秘书向我介绍了所里收藏的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搜集的中国碑文的拓片。上世纪初，阿列克谢耶夫跟随法国汉学家沙畹在中国考察，沙畹感兴趣的是中国的古迹和石碑，阿列克谢耶夫收集的重点是年画，也对楹联很感兴趣，当然也带走了拓片。他在旅行札记中常常谈及对中国的年画的兴趣，他对年画的题字和寓意的理解是比较准确的。您也非常注意浏览和收集中国的年画。 李福清：我对年画的兴趣不是偶然的。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我的老师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在1906—1909年在中国进修，专门搜集各地年画，1910年他在彼得堡举办了世界第一个中国年画展览，并发表了关于年画的文章。1966年出版他的《中国民间画研究论集》时，出版社请我写了序言，我也为这本书作了很多注解。从这时起我对年画有了浓厚的兴趣。80年代我建议北京的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苏联藏中国民间年画珍品集》。我与年画权威王树村教授和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刘玉山合作编了这个画册，1990年出版了，并出了俄文、中文两种文本。为了编这个画册，我在彼得堡与莫斯科旧书店、古董商店买旧年画(大部分是晚清的)，十六年间买到了100幅，很多在中国没有保存。现在冯骥才主编《中国木版年画集成》，将由中华书局出版20卷，聘我当编委，也请我编《俄罗斯藏中国年画卷》(400幅)，我私藏的也要选一些。这是非常有趣的工作，但也非常繁杂，要选十二个博物馆藏的年画。 刘亚丁：您的新学术著作酝酿于一个绝妙的结合：您将阅览和搜集的大量的年画同您原来的学术兴趣交织起来：近年来您一直潜心从事贵国科学院的项目“中国古典小说与民间年画”。去年底您这个项目的初稿已经杀青。我相信，这将是一本学理深厚、材料宏富的学术精品。您能向中国读者预先透露透露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吗? 李福清：我去年10月完成了一个科研项目《中国古典小说与民间年画》，这本专著研究了中国、日本和西方学者从未涉猎的一个问题：中国古典小说的情节在民间艺术中的反映。中国小说中一些非常流行的情节在民间艺术中，如在年画、泥塑、瓷器、壁画和屏风中得到了广泛反映。这个问题被忽视是因为研究民间艺术的学者，不涉猎传说和小说，搞小说研究的学者又不熟悉民间艺术，前不久出版了美国汉学家黑格(R.Hegel)的非常扎实的《中国古典小说绣像》，也绕过了这个问题。在这本著作中我研究了这样一些学术问题：1.古典小说对年画的影响。2.个别情节中的人物绣像与民间英雄人物的肖像描写的关系。3.小说对绘画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尤其关注根据小说改编的戏曲所形成的民间绘画作品。4.小说绣像与后来的年画作比较。5.俄罗斯民间树皮版画与中国年画比较。6.中国民间年画对其他国家艺术的影响。您说材料宏富，确实这样，我调查了十三个国家——中(包括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俄、德、英、法、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瑞典、日本、捷克、波兰和丹麦收藏的中国年画，也得到了美国藏的年画照片。发现了许多没有发表的、专家没有注意到的民间作品。国外中国年画收藏最多的当为俄国爱尔米塔什国家博物馆：有4000幅；俄国珍宝馆，有500幅；俄国地理学会，有300幅；东方各民族艺术博物馆，有500幅；伊尔库茨克州美术馆，有150幅；俄罗斯民俗博物馆，有100幅；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国立图书馆，有150幅等等。这些都是我自己发现的，而且未见他人著录。我曾发表过《三国故事年画图录》(上、下，台北《历史文物》，1999年，9卷11、12期)，在这篇文章中我著录了468幅“三国”年画。 刘亚丁：您在2003年和2004年都曾到中国，为做这个项目搜集了不少资料，您可以介绍一下有关情况吗? 李福清：在中国国家“汉办”的支持下，我2003年在中国期间搜集了部分《三国演义》插图与“三国”题材年画。2003年中国教育部授予我“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利用这个机会，我在2004年访问了山东、天津等地，到一些大学讲学，也搜集年画资料，这一次的搜集重点则是《水浒传》绣像与《水浒传》故事年画资料。2003年我在济南工艺美术学院博物馆第一次看到所谓的书夹子或书本子，这是见于鲁西南两个地方(红船口与范县城)的年画的变体(范县如今属于河南，但是老城在聊城的莘县)。书夹子后来流传到菏泽一带，所以菏泽博物馆有很多收藏。这些书夹子与地方风俗有关，是放在嫁妆箱内的一种嫁妆。书夹子是用蓝色土布线装的年画本子。宽30—32厘米，高22厘米。内有年画，但并不以“莲生贵子”等吉祥年画为主，大多是戏曲年画。2004年访问时，我特别注意这些外表粗糙、民间味道更加浓厚的戏曲年画。我在天津与北京买了七个书夹子。我买的书夹子中也有《水浒》年画，如《快活林》、《武松杀嫂》，是范县源店年画。这个画店的年画我只看了几幅。《武松杀嫂》这幅年画上女子旁边标注着“潘金莲”三字，而年画权威薄松年教授认为是误会，画上勇士不是武松，而是石秀，杀的是潘巧云，而不是潘金莲。理由是右边站着潘巧云的父亲潘老丈。实际上，在武松杀嫂情节中没有一个头戴苍蝇帽的丑角老人，杀潘巧云的也不是石秀，而是她丈夫杨雄，此时她父亲也不应在场。这幅年画可以与杨家埠东大顺清代《翠屏山》年画(《潍坊杨家埠年画全集》，西苑出版社1996版)作比较。两幅都是戏曲年画。杨家埠年画上有杨雄、石秀、潘老丈、潘金莲(应为潘巧云)。可见两幅年画都把潘巧云误称为潘金莲。两幅都有潘老丈，但是石秀画得与武松不同。在其他我所见的年画上，石秀与武松画得是完全不同的。很可能这幅年画的画家把两个类似的情节混淆了。所以，这幅年画的内容还有待考证。山东年画专家谢昌一教授说这还是属于武松年画。一般说来，研究年画的学者不关注早期的小说绣像。由于绣像的故事比年画悠久，所以我将年画与反映同一个情节的绣像加以比较研究。万历年间的《水浒传》(特别是闽版)是上图下文。其他版本不同，只有整页插图，一般一回只有一幅插图，画法也不同。我在天津复印了不少从前未见(俄罗斯未藏)的《水浒传》绣像(如台湾与大陆影印的余象斗评校本，王望如评本，钟伯敬评本等)，同时也查看了《西游记》绣像(因为我还研究《西游记》绣像与年画)。除刻本之外，我在山东大学图书馆发现了石印本及早期活字版的《水浒传》插图(如1888年大同书局石印本，广益书局活字本)。在复旦大学我看到不少其他图书馆未藏的《水浒传》插图，如《水浒画谱》，《水浒图赞》(羊城百宋斋本)。同时看到了《西游记》稀见版本，如李卓吾评本影印本。我在上海复印了不少各种版本的插图。在济南，我观看了山东美术博物馆库房收藏的潍坊年画，这里共藏有一千幅旧版新印年画。我重点看了与小说、戏曲有关系的年画，大部分是《三国》故事的，《水浒》的只有一幅翠屏山年画。这种情况并非偶然，因为《水浒》年画确实没有《三国》题材那样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