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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春玩其华秋登实 刘亚丁：您研究《三国演义》有年，我觉得您的《中国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论三国故事的口头和书面异体》在理论的运用和具体研究方法的提炼以及材料的收集等方面都下了很多功夫，您提出并详细加以论证的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复杂的互动关系等问题是很有启发性的。您写这本书是出于什么样的学术考量?中国古人有所谓“得失寸心知”的说法，也请你谈谈写这本书的体会和甘苦。 李福清：我研究《三国演义》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因为工作性质。1962年初我调到刚建立的东方文学研究组工作，该组是文学研究组，不同意我研究民间文学，但我又想研究民间文学。我想了想就提出研究与民间文学有关的题目“中国历史演义与民间传统的关系”，原想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及《说岳全传》。后来明白，若要研究这三部小说，即使写三本书，也不能穷究这三部小说，所以才确定研究《三国演义》。第二是学术性原因，上世纪60年代初，捷克著名的汉学家普实克院士与他的学生赫尔赫尔立奇科娃争论中国说书问题，普实克院士主张说书人说书不是以小说为依据，而是继续宋元口头传统。赫尔赫尔立奇科娃不同意，说今天的说书人说书是根据章回小说。争论很激烈，但双方都不作具体的研究。我想一定要找到当代说书人讲三国评书的记录，拿它们与《三国演义》作仔细比较，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恰好好友陈毓罴先生寄来了中国某杂志发表的扬州著名说书家康重华讲的《看病》(即诸葛亮为周瑜看病)的记录。1965年我又到北大，在段宝林先生指导下搜集有关资料。1966年7月回国后把以前写的两百页都重新改写了一遍，又花三年多时间写了700多俄文打字页的《中国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论三国故事的口头和书面异体》，1970年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199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时书名改为《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 在这本书中我提出其他一些理论问题，如说书人用什么样的底本，到底他们是以文学作品为底本，还是延续宋代(罗贯中以前的)口头文学传统。为解决60年代捷克汉学家的争论，我作了非常详尽的比较研究，把《三国演义》与扬州、苏州说书记录作比较，证明现代说书人都用《三国演义》为底本，都用17世纪毛宗岗的修改本，同时也阐明了说书的结构(参看我这本书1997年的中文版，以及天津研究说书的倪钟之对该书写的长评，这篇文章载《曲艺论坛》1998年第五期)。这本书中研究《三国志平话》时我也用了新的研究法，分了几个层次：作者思想，人物描写(又分人物外貌描写、感情描写、行为描写、思想活动的描写)，人物的直接引语，说话叙事(也提出了几个问题)。后来专门写了一本研究人物外貌描写的书，题为《从神话到章回小说：中国文学人物肖像演变》(1979年俄文版，现在有希望翻译成中文出版，这本书早被译成了英文，但美国译者J.Kelly找不到出版社。) 刘亚丁：学术研究要达到一定的高度，除了资料的丰赡而外，理论的观照和方法的自觉运用也是重要的条件。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可导致学术研究的根本性的变革。理论的观照可以产生新见，会激活故纸，让死的材料活起来；方法的规范和科学，会让论证过程清晰，结论具有雄辩的说服力。在广大的范围内搜集、梳理材料是您研究的基本功，同时您还非常注重对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深入思考和自觉运用。能谈谈您对文学研究方法的思考吗? 李福清：我在上世纪60年代末从事《三国演义》研究的时候，利用了各种流派的理论著作。如20年代俄国形式主义的观点，尽管用得不多，也用了与此相反的巴赫金以他的朋友的名义出版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和他以笔名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民间文学方面多用日尔蒙斯基、普罗普、梅列金斯基和格灵采尔教授的观点。但我自己以为我不属于什么理论流派，因为每种流派都有其所长，也有其所短，我用他们理论中仅限于适合研究中国文学的观点。我的《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和《从古代神话到章回小说(中国文学人物描写的演变)》都可以说是历史诗学的研究。俄罗斯研究文学的特点之一是历史性很强。可以说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俄国学者就注意到了文学发展的历史阶段的问题，并力图在自己的研究中呈现这样的发展阶段。19世纪俄国著名学者韦谢洛夫斯基院士很早就开始研究“历史诗学”问题。历史诗学的任务是研究各种文学的种类、体裁、描写方法等的历史发展，“文学”这个概念的演变，诗学的各种历史类型及其与时代的关系。例如，古代文学是一种类型，有自己的特征；中世纪文学是另一种类型，也有自己的特征；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又有自己不同的类型特征。 刘亚丁：韦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已经出了刘宁先生翻译的中译本。可不可以说韦谢洛夫斯基开创了文艺学的一种新的学术研究范式? 李福清：我很高兴得知韦谢洛夫斯基院士的《历史诗学》有了中译本。进行比较文学研究一定要注意文学的历史类型，把不同历史类型的作品或文学现象随意放在一起比较，往往会导致非学术性的结论。用比较法一定要注意历史发展阶段，如有中国学者把《三国演义》与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作比较，那完全无关。前者是典型的中世纪作品，后者是19世纪现实主义的作品，《三国演义》要与其他国家中世纪的作品作比较，如日本“军记物语”，西方(意大利)同时的小说等等。西方学者不用历史阶段学说，如英国汉学家看了我的论著，说他不明白我用的中世纪文学概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