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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稻作文化源流史》给读者的印象是富于逻辑，系统性和完整性较强。这不仅表现为写作技巧的谋篇布局，更重要的还表现为作者在深入研究了云南稻作的起源问题之后，牢牢地抓住稻作生产体系和稻作祭祀体系进一步展开了细致和翔实的论述。作者是从稻作生产工具的演进和稻作不可或缺的水利灌溉体系的发展这样两条非常重要而又具体的线索，对云南稻作文化进行了纵向的历史分期研究；进而又在把稻作文化作为一种农耕生产技术体系予以理解的前提下，既侧重于耕种方式(耜耕、锄耕、牛耕等)的分析，又突出了对稻作生产的周期性及其各个主要环节(备耕、选种、播种、育秧、插秧、施肥、中耕除草、护秋和收割等)的论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还同时把稻作文化也理解为一个祭祀信仰体系，这一点可以说是本书展现给我们的又一个独到的贡献。截至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与稻作文化相关的各种祭祀仪式或农耕仪礼的研究尚较为薄弱，通常也多是把它们和农耕生产切割开来，单独作为民间信仰或民俗宗教予以叙说的。但管彦波博士在本书中，对应于稻作生产的各个主要环节，则分别介绍了云南各少数民族社会中至今依然不同程度地传承着的稻作农耕仪礼，并把它们依次界定和分类为预祝性的祈年仪礼、播种和插秧仪礼、生产过程仪礼、收获仪礼(实际上可能还应包括祭祀谷魂仪式、祈雨仪式)等。在对这些稻作农耕仪礼依次进行认真考察的基础上，作者又进一步研究了在各种祭祀或仪礼过程中出现的以天神、土地神、谷神、山神、水神、祖先神、牛神等为主体的稻作农耕的神灵谱系及其信仰体系。如此这样地逐层递进，环环相扣，全书显得内涵十分丰富而论述也很有层次感。 在作为读者的我看来，正是从物质性的生产工具，到稻作农耕的各种生产技术和环节，到围绕稻作生产流程而展开的各种祭仪，再到稻作农耕的神灵谱系，只有这样才算得上是对包括物质层面、技术层面和精神信仰层面在内的稻作文化体系的全面理解。对于我国的民族学和民族史研究来说，本书不仅在地域的专题文化史方面，而且其在重视物质文化、生产技术和农耕仪礼及其彼此有机的关联性等方面，均有可贵的创新之处。 把握如此复杂而又宏大的课题，自然就需要对历史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生态学、甚至语言学和植物遗传学等诸多学科的理论、资料和方法能够有综合性的了解，尤其需要研究者具备宽阔的学术视野和驾驭各种材料的基本能力。由于稻作文化研究的课题同时为许多学科或学术领域所共同关心，因此，只有借鉴不同背景的学术资源，也才能够应对类似的文化史专题研究通常会面临的资料欠缺、方法不足等困难。看得出来，作者在这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他力求做到兼容并包和融会贯通，除了主要利用历史文献资料和民族志资料、考古学资料之外，作者还对大量的人类学、农史学及少数民族口头传统(少数民族语言、神话、传说、节祭等)的资料与研究成果也予以了积极的汲取。 除上述学术贡献之外，细读本书，其实还可发现作者在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论述上，还有很多其他独到的见解。例如，对于中原王朝的云南设治经营(开道、置郡、屯田、移民等)之与云南稻作农耕技术发展的关系，作者的分析意味着他并没有把云南看作是完全孤立于中原的地域。再比如，在对坝区稻作和山区梯田稻作分别论述的基础上，还意味深长地谈及双方在稻作水源系统及民族关系等方面的彼此关联。此外，作者对有关民族的物候历之与其稻作生产的关系，也给予了恰当的关注。 管彦波博士的大作在很多方面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作为同行学友，我也不想讳言本书在我看来还存在的美中不足之处。例如，在第四章引用大量民族志材料论证元南少数民族的稻作农耕仪礼及农耕神观念时，第二手资料较多而亲自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较少。实际上，假如能有对云南某一典型稻作民族的更为详尽的田野调查个案的资料，或许将会对本书更加锦上添花。 [1]本文原载《民族研究》2005年第5期，第103-10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