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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至于论文的研究步骤和相关的田野作业，这里就不多说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本书的附录和后记。如果留心，便能从中发现这一著作的确在这些关联研究中树立了较为严谨的学术规范。这里，我想结合我对中国史诗研究的几点想法，来谈谈这项研究的学术价值、理论意义和努力方向。 首先，从论文的选题和理论探索说说中国史诗研究的转型问题。 在中国，科学意义上的民俗学研究，已有80多年的历史。在其一波三折的发展进程中，最初以歌谣学运动为先声，继之以民间文艺学为主脉，进而扩及到整个民俗文化，这是中国民俗学走过的特殊历程。因而，文艺民俗学作为一个支学，一直有着重要的两个发展方向，一是作为一般的民俗来加以研究;二是吸收了文艺学的思想和观点。但在这一支学的理论探索中，相对于歌谣学、神话学、故事学的发展而言，中国史诗学的研究则起步较晚。这里也有诸多的历史成因与客观条件的限制。 20世纪50年代以后，尤其是80年代以后，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发掘、搜集、记录、整理和出版，不仅驳正了黑格尔妄下的著名论断：中国没有民族史诗，也回答了五四以后中国学界曾经出现过一个“恼人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原来是否也有史诗”?(闻一多《歌与诗》)而且，更以大量的事实雄辩地证实了在东方这一古老国度的众多族群中，至今流传着数以百计的史诗，纵贯中国南北民族地区，且蕴藏量非常宏富。尤其是藏族和蒙古族的《格萨(斯)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已经成为饮誉世界的“中国三大英雄史诗”。此外，在中国北方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族人民和突厥语族人民中，至今还流传着数百部英雄史诗;在南方的众多民族中同样也流传着风格古朴的创世史诗、迁徙史诗和英雄史诗。这些兄弟民族世代相续的口传史诗，汇聚成了一座座璀璨的文学宝库，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实属罕见，比诸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国家来得更加丰富多彩，也是值得中国人自豪的精神财富。 我国史诗大量的记录和出版，在资料学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当然，从科学版本的角度来看，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尽管如此，这方面的工作是应该予以肯定的。比如，著名的三大史诗，每部的规模都在20万行以上，其中藏族的《格萨尔》是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最长的史诗，约有120多部，散韵兼行，达1000多万字。又如，迄今为止，在国内外发现并以不同方式记录下来的蒙古语族英雄史诗，数量已过350种，其中三分之一已经出版。这些诗作短则几百行上千行，长则达十多万行。更不用说，不同歌手的各种异文，也在被陆续记录下来，这又在怎样的程度上丰富了中国史诗的百花园! 在这样喜人的形势下，史诗研究确实应该进入一个崭新的转型时期了。所谓转型，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对已经搜集到的各种史诗文本，由基础的资料汇集而转向文学事实的科学清理，也就是由主观框架下的整体普查、占有资料而向客观历史中的史诗传统的还原与探究。这便是我从朝戈金同学的这部著作中受到的启发之一，也是他在史诗文本界定中反映出研究观念上的一大跃进。我认为，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科学的态度，主要针对学术性的探讨和研究;另一种是文学的态度，针对知识性的普及和教育。前些年，我们民间文艺学界一直在强调“科学版本”，可惜口号虽然提出，讨论并未上升到理论意义上来加以具体展开，诸如我们一直耿耿于心的“忠实记录”、“整理加工”、“改旧编新”等问题，也并未得到根本的解决。 朝戈金同学的研究实践明确地回答了这些问题。那就是民间口传史诗的研究，应当注意甄别文本的属性，而文本分析的基本单位，不是简单排列的一个个异文，而是具体表演中的一次次演唱的科学录音本。这就不是各种异文经整理加工后的汇编，而是史诗演唱传统的有机活动系列，包括一位歌手对某一诗章的一次演唱，不同歌手对同一诗章的一次次演唱，诗章之间的关系，歌手群体的形成与消散，个体风格的变化，演唱传统的兴起、衰落与移转等等。这之中，口头诗学的文本理论，是上个世纪西方史诗领域最出色的成绩之一。朝戈金同学的论文选题定位为口传史诗诗学，通过江格尔奇冉皮勒演唱的一个史诗诗章进行个案的文本分析，再回归到理论层面的总结。在这些方面，他下了相当的功夫，对史诗《江格尔》十分复杂的文本情况做了沉潜的研索，他的著作就使人耳目一新。此外，他从文本属性界定史诗研究的科学对象，又从文本间的相互关联，从更深层次上说明了《江格尔》作为“史诗集群”，在叙事结构形成上的内在机制，由此构成了卫拉特蒙古史诗传统的文本形态。这也是发前人之所未发的，对民间文学的其他样式的文本研究，也有同样的参照价值。比如，元明戏曲和后来的小说中广泛使用的 “留文”，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有“说收拾寻常有百万套”;又如《大宋宣和遗事》与小说《水浒传》之间在文本互联上的关系，特别是话本小说的研究，我看也都可以从这一理论的文本观中得到某些启发。 其次，再看理论研究的转型。 今年6月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参加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举行的“中国史诗”研究丛书新闻发布会，也讲了话。这套丛书属国家“七五”社科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主要涉及到的是三大史诗和南方史诗，正如该丛书的前言所说，这些成果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史诗的总体面貌、重点史诗文本、重要演唱艺人，以及史诗研究中的一些主要问题，反映了我国近二十年来史诗研究的新水平和新成就，并再次提出了创建中国史诗理论体系的工作目标，这是令人倍感振奋的。可以说，这套丛书正是从总体上体现出了这一时代的学术风貌。 史诗研究要向深度发掘，就要着力于史诗内部发展规律的理论探求。但这种探求是不能孤立进行的，也不可能将理论大厦建立在缺少根基的沙滩上。当前中国史诗研究有了多方面的展开和深入，无论是史诗的普查与发掘，文本的搜集与整理，歌手的追踪与调查，史诗类型的考察与划分，以至于有关课题的专门性论述，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呈现出良好的势头。特别是被列入国家级重点研究项目的“中国史诗研究”丛书的面世，都为我国史诗理论的建设创造了必要的前提。迄今为止，我们确实在资料学的广泛收辑和某些专题的研讨上有了相当的积累，但同时在理论上的整体探究还不够系统和深入，而恰恰是在这里，我们是可以继续出成绩的。尤其是因为我们这二、三十年来将工作重心主要放到了搜集、记录、整理和出版等基础环节方面，研究工作也较多地集中在具体作品的层面上，尚缺少纵向横向的联系与宏通的思考，这就限制了理论研究的视野，造成我们对中国史诗的观感上带有“见木不见林”的缺陷。不改变这种状况，将会迟滞整个中国史诗学的学科建设步伐。 现在可以说，我们已经到了在理论建设上实现转型的时候了，因为时机已经成熟了! 步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怎样才能推进中国史诗学的建设呢?除了继续广泛、深入地开展各项专题性研究外，我觉得，朝戈金同学从口头传统这一基本角度，通过个案研究去考察蒙古史诗的本质特征，探讨民间诗艺的构成规律，进而在史诗诗学的语言结构上对研究对象与任务所作的一番审视与阐述，对学界是有所裨益的。通过他的论证，我们可以看到，史诗，作为一种扎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口传文学现象，是有着内在统一性的，它虽然由一个个具体的歌手及其一部部诗章所组成，而又决不能简单地还原为单个歌手及其文本或异文的相加。 所以，史诗学的研究也不能停留在资料的堆砌和歌手唱本的汇编上，必须从这些单个、局部的传统单元之间的贯串线索，藉以把握每一个民族史诗传统的全局。我感觉到，这对于探求蒙古史诗传统、突厥史诗传统，或某个南方民族的史诗传统都是同样重要的一个视角。只有在对这一个个史诗传统做出全面细致的考察后，我们才能进一步从更大范围的全局上看中国史诗。 有一些根本性问题，在朝戈金同学的著作中是没有回避的，而且他做出了卓有见地的阐述与论析。例如：什么叫口传史诗，也就是说，史诗之为史诗，其特质究竟在哪里?又如史诗演唱传统的特殊品格是怎样产生的，即史诗传统何以能成为史诗传统，又何以出现盛衰?再有：口传史诗是以怎样的方式被歌手传承下来的，即歌手是在什么样的民俗文化氛围中习得演唱技艺的，等等。可以说，朝戈金同学对这样一些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解答，也对史诗学建设有了理性的自觉。与此同时，他的研究工作也并不止于抽象的一般原理上，因为他的分析又转回到了具体的史诗个案中去印证、去检验、去深化对史诗传统的理解。而有了这种整体之于局部，个别之于一般的意识，在观察、分析史诗的演进过程，论述蒙古史诗的语言风格、程式特征、叙事手段等等时，也就没有陷入盲目的就事论事，更深入地揭示出了史诗的口传本质，辨明了史诗传统在当今民间的社会生活中的发展、演替的规律，基本上达到了对蒙古史诗传统的诗学特征进行科学总结的研究目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