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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值得一提的是，朝戈金同学的研究，确实在“口头性”与“文本性”之间的鉴别与联系上，找到了问题的关键，也尝试并实践了一种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这样一种尽可能尊重民间口传文学的历史与实际的观察与分析问题的方法，同过去我们自觉不自觉地以书面文学眼光来研究口头文学的做法相比，差别是很分明的。我特别地注意到了他对我们以往在民间文学特征问题上的再检讨，也就是说，“口头性”是我们过去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在他的这部著作中得到进一步深化。总的说来，我们以往对“口头性”的论述，偏重于它的外部联系，相对忽略它的内部联系;偏重于与书面文学的宏观比较，相对忽略对“口头性”本身的微观分析。也就是说，外在的研究冲淡了内部的研究。尽管我们对“口头性”有了相当的理解，而对什么是“口头性”或“口头性”究竟是怎样构成的，又是怎样体现为“口头性”的问题上，面不够广，发掘不够深，仍然是显明的弱点。这是应该有勇气承认的，至少，这引起了我更多的思考。比如，我们在史诗记录和整理的过程中，往往根据学者观念去“主动”删除那些总是重复出现的段落或诗节，认为那是多余或累赘的，而这里恰恰正是口语思维区别于书面思维的重要特征，正是歌手惯常使用的“反复”或“复沓”的记忆手段，而“冗余”、“重复”正好表明这是口头文学的基本属性。这仅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口头性”特征的深入探讨，将有助于我们真正理解民众知识，理解民众观念中的叙事艺术。 过去我们的史诗研究，主要受西洋史诗理论的影响，也就是以希腊史诗为“典型”来界定这一叙事文学样式。这样的史诗观更多地来源于西方的古典文艺理论及经典作家的看法，而他们那个时候探讨的作品则大多属于印度─欧罗巴语系，理论见解大多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伏尔泰、别林斯基等人的相关论述为参照，或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为依据。我们知道，古希腊史诗、印度史诗、欧洲中世纪史诗，早在几百年或上千年前就被记录下来，以书面方式而定型，离开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演唱传统和文化环境，而被束之高阁地当作了书面文学来加以研究。实际上，维柯在其《新科学》中基于强调民众文化的立场，对荷马和荷马史诗也提出了不少独到的看法，在我国却少有人问津。所以，我一直要求师大民俗学专业的研究生一定要看这本书。 前面说到史诗研究在理论上的转型，我还是强调要认真对待引进的外国民俗学理论。借鉴一门新的理论，要真正做到“泡”进去，只有“涵泳”其间才能“得鱼忘筌”。如果自己“昏昏”，别人怎么可能“昭昭”?参照任何理论，只有对理论本身做到分析、辨识、推敲、汲取乃至质疑，擘肌析理，才不流于浮光掠影地盲从，这样才能有所创新、发展和突破。“学贵心悟，守旧无功。”朝戈金同学从一开始接触到口头程式理论，就敏感地发现了这一学派的优长之处。就我目前所见，“口头程式理论”对以往古典史诗理论的偏颇进行了方方面面的检讨乃至批判，对史诗研究乃至口传文学现象确有它较强的、系统的阐释力。迄今，它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到了多达150个语言传统的研究之中，包括汉语的《诗经》研究(在美的华裔学者王靖献)、苏州评弹(美国的马克·本德尔。顺便提一下，1981年夏间他来中国做田野选点时我们曾有过一次晤谈，后来据说他听了我的建议后在刘三姐的故乡广西一呆就是7年。目前他已经成为研究苏州评弹和中国南方诸民族文学的专家)，等等。因而，可以认为其中包含着很多创见与合理之处，对我们的思路会有所启发。 从朝戈金同学对这一理论的运用情况来看，他将史诗从根本上纳入到了口头传统的民俗学视野来加以重新审视。从这一个角度上讲，这一专著一改以往史诗研究的惯有路线，在活形态的史诗演唱传统正在逐渐消失的实际中，从文本分析入手，通过引证大量的实例，去探查和梳理文本背后的口头传统。我认为，除了上面我谈到的，这部专著对民俗学文本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外，他所阐述的“程式化风格”确实在相当程度上解释了我们原本探讨得不够深入的诸多问题;与此同时，也为我们民间文艺学乃至某些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比如，《诗经》的“兴”，古代诗论多有探讨，直到近代学者的看法也是林林总总，莫衷一是。我看，大多是从书面诗歌的“辞格”角度去分析“起句”之兴，唐王昌龄在“诗格”中就立有“入兴”之体十四之多，我大体还记得的有感时入兴、引古入兴、叙事入兴、直入兴、托兴入兴、把声入兴、把情入兴、景物入兴等等。实际上，这些所谓的“起句”之兴，在当时的民歌咏唱中可能就是一种民间自发产生并沿传的程式要求。再如，古代戏曲中的宾白、陈言、套语一向被讥评为“陈词滥调”，明末冯梦龙在《双雄记》“序”中谈到“南曲之弊”时就指责为：“但取口内连罗”、“只用本头活套”。又如，元杂剧的“定场诗”，有学者认为它“可谓之中国文学中‘烂语’最多一种”，甚至“到后来‘曲词’也是满目陈套烂语，粗制滥造也是大众文化一贯的作风。”(见唐文标著《中国戏剧史》)殊不知，这些个约定俗成的“程式”恰恰说明戏曲源自民间，在民间成长，而后的表演也皆口授相传的。其他可以用这一理论重新去做出恰当解释的，我想还有话本小说那种口语化的叙事模式，乃至几大古典小说“究天地、通古今”的开卷(大凡都要说天论地，由天道引出人事的楔子)等等。民众自有民众的艺术才能，正如我早期的诗论中曾经提到： 一段故事， 一个思想，都有它最理想的表出程序。能够捕捉住这种程序的，便是干练的艺术家。(《诗心》) 在理论层面上讲，我们要对中国史诗乃至其他民间口传文学现象的研究经验进行更为深入的总结和探讨，那么在借鉴口头程式理论的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是西方学术及其文化传统本身为这一理论的预设与检验提供了前提，也就是说，这一学派的根基来自于西方文化传统与学术观念，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从以上诸方面的研究新格局和新思路来看这部书，可以说，朝戈金同学在选择外国民俗学理论的这一些个问题上是机警的，也是认真审慎的。我在师大民俗学讲习班上曾讲到过，在引进和运用外国理论的问题上不能囫囵吞枣。朝戈金同学在译著到专著之间所做的工作，是充分地考虑到了吸收、消化、融会、贯通等因素。他硕士时专攻的是现代文学，有较好的文艺理论知识作背景。在新疆卫拉特和内蒙古科尔沁等地的史诗田野调查中，参与观察过多种传播环境下的歌手演唱场景，因而他机警地意识到了书面史诗与口传史诗之间的差异与联系，而针对其间的复杂关联应该有不同的研究手段。这个关键问题的索解，则直接得益于他从1995年开始下功夫的“口头程式理论”，他先后翻译、介绍和研究这一学派的文章陆续出现：《南斯拉夫和突厥英雄史诗中的平行式：程式化句法的诗学探索》、《第三届国际民俗学会暑期研修班简介──兼谈国外史诗理论》、《口头程式理论：口头传统研究概述》、《口传史诗的“创编”问题》、《口传史诗的田野作业问题》等，其中可以见出他对这一理论的来龙去脉、适用程度、操作框架、理论局限等问题持有“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科学态度，并始终坚持以传统为本。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做出了符合自己民族口传文学实际的整体把握，在这种把握中才能表明作为本土研究者的力度与深度。也就是说，他的这些努力，是消化了在域外民俗学领域发展起来的“口头程式理论”的研究成果，而又能“和而不同”(《左传》)，有意识地对他所掌握的蒙古史诗文本进行了清理，而且重在清理事实与实证分析，而不是简单地照搬或套用。这样做，不仅考虑到本民族史诗传统与其他史诗传统的共通性，更要探索口传史诗在具体的历史─文化环境中怎样显示其本质上的民族诗学特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