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到这里，我倒想起一个来自民众智慧的实例：1986年秋天，我从民间文学忠实记录的角度，为已故马学良教授的文集《素园集》作了一个小序。在这部文集中我曾注意到当时翻译整理《苗族史诗》的过程，是在现场根据歌手的演唱进行记录的。那时马先生就指出，苗族史诗几乎全都采用“盘歌”的对唱方式(这与北方英雄史诗就不一样)，其中有一部分是传统的古歌，有的却是即兴而作的。马先生当时就发现这部史诗“诗歌句式短，格律性强，比较定型，变异性小。而据歌手讲，在教唱史诗时，民间习惯的教法是只教‘骨’，不教‘花’。也就是说，‘骨’是比较定型的，是歌的基本部分，即设问和解答的叙述部分;‘花’虽然也是传统的东西，但多数是些即兴之作，或为赞美对歌的人，或为个人谦词，或为挑战性的，往往与诗歌本身的内容没有什么联系。显而易见，不是那种特定的对歌环境，就很难迸放出那样的‘花’来(马学良《素园集》191页)。他在另一个场合还指出：“歌手离开了歌唱环境，就很难‘凑’出各种的‘花’来。实践确是如此，当我们要求歌手讲述诗歌内容时，往往歌唱时的许多优美动人的歌词不见了，甚至有的歌手，只能由着他唱，不能说着记。他们说‘唱着记不完，说着记不全。’这话很有道理。这也是口头文学的特点所决定的。因为，没有文字记录的口头文学，靠有韵易于上口，便于流传，故大多是采取歌唱的方式，靠曲调韵律传诵下来，离开曲调韵律，诗歌如同失去了灵魂……”(马学良《素园集》126～127页)从这段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民众知识的范畴内，对史诗的传承规律已经有了素朴的、率直的概括，其中的某些“原理”与西方学者的理论预设是一致的。可是，多年来，我们竟然忽略了它，也没有对此做出更为深入、透彻的剖析，将之升华到一个理论的高度。因此，我们应该承认自己的不足，才能找到发展自己的新起点。 另一方面，有意识地以西方口头诗学理论为参照，可以打开我们的思路，以我国丰富厚重、形态鲜活的多民族史诗资源为根底，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史诗学理论，也是完全可行的。我想强调的是，这种理论体系的建构与总结，必须实事求是地结合中国各民族的本土文化，要超越纯粹经验的事实，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而从民俗文化学的视角──立足于口头传统来进行研究，并将史诗诗学与民俗文化传统有机地整合为一体，应是当代中国史诗学这门学科所应追求的基本目标与学术框架。 我坚定地相信，中国的民俗学研究大有作为，因为我们有源远流长的民俗学传统，我们有蕴藉丰富、取之不尽的民俗研究资源。我过去也说过，在中国，神话与史诗这两个重要领地是能够、也是应该可以“放卫星”的。尤其是，史诗是攸关民族精神的重要文化财富，我国各民族的先祖们为我们创造了如此灿烂、如此缤纷的史诗宝库，他们的子孙后代为我们继承并发展了如此悠久、并富有长久生命力的史诗传统，老一代学者为我们开创了前程万里的史诗研究事业，这一切都为我们的史诗学建设奠定了坚固的基础。美国学者研究史诗要到南斯拉夫，要去克罗地亚，而我们得天独厚──拥有着一个史诗的宝藏，就更应该出成果，出更多的研究成果，出更扎实的理论成果! 再过两天就是立秋了。“杨柳散和风，青山澹吾虑。”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学术，一个时代更有一个时代的学人。耄耋之年，面向21世纪的中国民俗学发展，我希望出现更多像朝戈金同学这样的新一代史诗学者，以开阔的视野，敏锐的思想，全身心投入到史诗研究这一蓬勃向上的事业之中，努力开创一个更加光彩夺目的学术天地。 吾侪肩负千秋业， 不愧前人庇后人。 我希望与年轻的一代民俗学研究者共勉不懈。 2000年8月5日于北京郊外西下庄时年九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