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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如《刘郁〈西使记〉》，参见王国维《古行记四种》叶八，收入《王国维遗书》第13册，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并请参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7册（中华地图学社）第36—37页。 （31）参见贾敬颜、朱风合辑《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页。 （32）贾敬颜认为：“说契丹人讲的话是一种古蒙古语，一种颚音很重的古蒙古语，应该是令人信服的”，见氏撰《契丹文》，收入《中国民族古文字》，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82年，第106—107页。 （33）道布编著《蒙古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22页。 （34）参见刘浦江《契丹族的历史记忆》第164页。 （35）《晋书·石季龙载记下》：“龙骧孙伏都、刘铢等结羯士三千伏于胡天，亦欲诛（冉）闵等。”《资治通鉴》卷98，晋穆帝永和五年（349）“赵主鉴使乐平王苞”条记此事，胡注云：“胡天盖石氏禁中署舍之名。”并请参见唐长孺《魏晋杂胡考》，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78年，第416—417页。 （36）参见前引贾敬颜《契丹文》第99页。 （37）《摩尼教及其东渐》，第14页。并请参见《古代摩尼教艺术》第71—72页。 （38）《摩尼教及其东渐》，第255、256页。 （39）契丹族并非只有八部，详见杨志玖《阿保机即位考辨》，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7期（1948年4月）。因此， 八部的说法只具传说的象征意义而难以做认真的历史考实。或者，这只是受鲜卑八部大人制度影响而产生的比附说法也未可知。有关的史料见《辽史·营卫志中·部族上》；最近有关信息可参见刘浦江《契丹族的历史记忆》第160—162页。 （40）罗炳良主编《中华野史·辽夏金元卷》，泰山出版社，2000年，第10页。 （41）参见王民信《契丹古八部与大贺遥辇迭剌的关系》，收入《契丹史论丛》，第45页。 （42）冯家升对此有详细统计，参见氏撰《契丹祀天之俗与其宗教神话风俗之关系》，收入《冯家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1987年，第51—57页。 （43）王民信：《契丹古八部与大贺遥辇迭剌的关系》，第46页。 （44）参见冯家升《契丹祀天之俗与其宗教神话风俗之关系》，同上引《冯家升论著辑粹》，第68—69页。又，唐太宗初即位，与颉利可汗于便桥杀白马盟誓（两《唐书·突厥传》）；苏定方伐百济，于江边杀白马祭祀（《（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18“忠清右道公州镇扶余县古迹”）。E.N.杰烈维扬科《黑龙江沿岸的部落》也曾提到一些古代民族中的这类例子（林树山、姚凤译，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294页）。 （45）收入《冯家升论著辑粹》，第63页。 （46）本段所转述摩尼教内容请参见《古代摩尼教艺术》第36—37、43—44页； 《摩尼教及其东渐》第17—18页。 （47）王民信：《契丹的柴册仪与再生仪》，《契丹史论丛》，第95页。 （48）参见陈述《契丹政治史稿》第45页。 （49）参见杰烈维扬科《黑龙江沿岸的部落》第146页。 （50）《摩尼教及其东渐》，第243、256—257页。 （51）《摩尼教及其东渐》，第56页。 （52）参见刘浦江《契丹族的历史记忆》第160页。 （53）摩尼教的信徒叫听众，僧侣叫选民，二者宗教地位不相等，参见《古代摩尼教艺术》第43—44页。 （54）参见《古代摩尼教艺术》第56、70、86、93、94—95页。 （55）参见鸟居龙藏《契丹黑山黑岭考》，载《燕京学报》第28期（1930年12月），收入孙进己等编《契丹史论著汇编》（下），第1101—1105页。 （56）参见穆尔札也夫著《中亚细亚（自然地理概要）》（郁浩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9页表3。 （57）参见《伊斯兰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of Islam.New Edition）第3卷，莱顿：E.J.Brill，1971年，第1113页。 （58）参见刘凤翥《“阿穆尔”源于契丹语的“黑水”说》，载《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年第1期，收入孙进己等编《契丹史论著汇编》（下），第744页。 （59）参见鸟居龙藏《契丹黑山黑岭考》第1113页。 （60）《摩尼教及其东渐》，第14页。并请参见《古代摩尼教艺术》第71—72页。契丹“再生仪”仪注有：“在再生室东南，倒植三岐木。”（《辽史·礼志六》）此三岐木或许就是摩尼教象征光明王国的三干树，再生与往生方向不同，故其倒植。我国的契丹考古发现过不少壁画，应该有希望把这种三干树识别出来。 （61）《古代摩尼教艺术》，第32页，并请参见同书第71页引摩尼教《大力士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