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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参见《古代摩尼教艺术》第38、41—42、44页；《摩尼教及其东渐》第18页。按照传统的波斯宗教即祆教的观念，北方为群魔所居（参见拙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26页），摩尼教与此相反，或因为异端的缘故。但印度宗教也认为香巴拉Shambhala即理想天国在北方（见《格西曲札藏文词典（附汉文注释）》，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877页），这很可能反映了早期印度伊朗民族由中亚迁徙分离时形成的文化分歧（参见前引拙著第243页）。据说西方语言的香格里拉Shangrila即源于香巴拉一语的梵文。藏传佛教也引入了这一传说。无论如何，该传说的基本要义是指信奉者的北方而不是其他任何地方，这一点应该是研究者十分留意的。 （63）冯家升《太阳契丹考释》，收入《冯家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1987年，第44—45页。 （64）参见冯家升《太阳契丹考释》第47—48页。 （65）参见拙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附录壹、贰，第224—256页。 （66）参见《古代摩尼教艺术》第38、41—42、44页；《摩尼教及其东渐》第18页。 （67）转引自冯家升《太阳契丹考释》，第41页。 （68）冯家升：《太阳契丹考释》，第42页。 （69）《摩尼教及其东渐》，第18页。 （70）明殿为阿保机陵寝专名，有关研究参见陈述《契丹政治史稿》第45—46页。 （71）《摩尼教及其东渐》，第221、263页。 （72）《古代摩尼教艺术》，第35页，并请参见同书第75页。 （73）参见《古代摩尼教艺术》第74、82、96页。 （74）参见贾洲杰《契丹丧葬制度研究》，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收入孙进己等编《契丹史论著汇编》（下），第589页。 （75）参见贾洲杰《契丹丧葬制度研究》第592—593页。也有认为契丹火葬的原因是盛行佛教，但据研究那恐怕主要应是辽圣宗（982—1031）以后的事， 参见冯家升《契丹祀天之俗与其宗教神话风俗之关系》第58—62页。 （76）参见贾洲杰《契丹丧葬制度研究》第591—592页。 （77）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收入氏撰《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359、372页。 （78）贾洲杰：《契丹丧葬制度研究》，第592页。 （79）参见刘浦江《契丹族的历史记忆》第160—162页。 （80）《辽史》卷32《营卫志中·部族上》：“涅里相阻午可汗，分三耶律为七，二审密为五，并前八部为二十部。三耶律：一曰大贺，二曰遥辇，三曰世里，即皇族也。二审密：一曰乙室已，二曰拔里，即国舅也。”可见无论契丹分部如何，迄遥辇部落联盟时期，耶律氏都未与回鹘述律氏结成婚姻。有关研究可参见金毓黻《辽部族考》，转见王民信《契丹外戚集团的形成》第74—75页。 （81）或许正是此举引发了契丹部落的重新组合，从而促使契丹婚姻由部落外婚转为部落内婚、氏族外婚，这个问题值得另作研究，已有的讨论可参见刘浦江《契丹族的历史记忆》第160—162页。 （82）回鹘人在契丹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居重要地位由《辽史》的下述记载即可见一斑：太祖“四年秋七月戊子朔，以（述律）后兄萧敌鲁为北府宰相，后族为相自此始”（第4页）；“拜敌鲁北府宰相，世其官。”（第1223页） （83）有关语音勘同可参见拙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附录壹，第225—226页。 （84）参见特勤《鄂尔浑突厥语语法》（T.Tekin,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第4章《词汇表》第364页。 （85）参见《古代摩尼教艺术》第98、35、96—97页。 （86）《摩尼教及其东渐》，第251页。 （87）《辽史·太祖纪上》。 （88）参见《古代摩尼教艺术》第34页；《摩尼教及其东渐》第16页。 （89）参见《古代摩尼教艺术》第35、41、78—79页。 （90）《摩尼教及其东渐》，第18页。 （91）参见《古代摩尼教艺术》第37页；《摩尼教及其东渐》第19页。 （92）参见《辽史·太祖纪》赞；陈述《契丹政治史稿》第70—71页。 （93）《契丹政治史稿》，第70页。 （94）参见《古代摩尼教艺术》第33页。 （95）参见《古代摩尼教艺术》第88、97页。 （96）参见陈述《契丹政治史稿》第47页；刘浦江《契丹族的历史记忆》第166—167页。 （97）参见刘浦江《契丹族的历史记忆》第166页。 作者简介：王小甫，1952年生，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北京100871 （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04期，第186～20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