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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俗学”的提出与西学的关系 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提出，从一开始就明确是对欧洲folklore的响应和移植，但“民俗学”这一译名却是周作人从日本借用过来的。一直到30年代初，都还有学者不同意使用这一译名，但由于北大时期和中大时期的反复宣传和使用，这一译名已经深入人心，几乎成了约定俗成，遂为学科名称。 Folklore是英国古物学者汤姆斯（William Thoms）于1846年创用的，是用撒克逊语的folk(民众，乡间)和lore（学问，传闻）合成的一个新词。关于民俗学的定义，据称“有二十几种不同的说法”。[15]以何思敬等为代表的留洋学者因认定“英国是Folklore的故乡”，[16]遂计划一切按英国模式来打造中国的民俗学。 英国的民俗学运动有浓烈的殖民色彩，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统治国对于隶属民族可以从此得到较善的统治法。”[17]汤姆斯等最早的一批英国民俗学家大都是古物学者，他们极热衷收集整理民间文化，但他们对待民间文化就象对待他们的古物一样，只是猎奇、收集，并不对之进行研究和说明。英国民俗学会会员们的身份也很复杂，大都是一些“作家、编辑、出版商、职员、律师和政府官员，但却无人在大学任教。”[18]因而其学术观念并不浓厚，学术创造性也极其有限。 首先把英国民俗学引向研究领域的是德裔语言学家缪勒的“语言有病”神话学。为了辩驳缪勒的理论，安德鲁·朗（Andrew Lang，1844－1912）又引入了泰勒的进化论人类学，并将大批著名的人类学家扯入自己的阵营。被英国民俗学会奉为旗帜的泰勒（Edward Tylor，1832－1917）和弗雷泽（James Frazer，1854－1941），一个是牛津大学的人类学教授，一个是利物浦大学的人类学教授，江绍原对于这些人是否承认自己为民俗学家一直感到怀疑，[19]并发出这样的质疑：“谣俗学[20]在学术上的地位，关于此事，可注意弗来则之只将他列为‘社会人类学’之一分目，美国之将红人等的‘folklore’的研究算作‘民族学’探讨之一支，而且如《美国教育辞典》所云，它大抵是‘非学术界的公众’或‘流俗的研究者’所培植，它的学术资格常被人疑问。”同时他也承认，国外“各大学的课程中并没有称为谣俗学的这么一门。”[21]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安德鲁·朗等英国民俗学会的早期代表人物相继去世，本来就只是业余人员的集合体的英国民俗学会遂陷于停滞状态。 而在中国，经过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学术的形式与内容出现重大而明显的变化。形式上，以经学为主导的传统学术格局最终解体，受此制约的各学科分支按照现代西学分类相继独立，并建立了一些新的分支。”[22]在20世纪初期的北大，各种新学科和新学会的出现如同雨后春笋，仅与民俗学相关的学术团体就有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方言调查会、风谣学会等，拟成立的学会更多。这是一个抢夺学科发言权的时代，风俗调查会的筹备会本是常惠提出的，但对于该会使用什么名称，不同学者各有算盘，因为周作人未能与会，常惠争不过张竞生，结果该会名称不用“民俗学会”而用“风俗调查会”，[23]后来常惠在他编辑的《歌谣》周刊上一直尽量回避提及“风俗调查会”的名称和事务；方言调查会成立时，对于使用“方言”还是“方音”的问题，也曾争论不休。可见西学的影响有时不是明确而具体的，而只是一种观念或概念的冲击，学术权威们对于具体西学的引入，也带有一定的盲目性，甚至可能有自己的小算盘。[24]事实上，在《歌谣》周刊的前期，周作人、常惠等人的开拓工作只是鼓吹了一个概念，这一时期不仅谈不上学科建设，连民俗学到底是什么样的一门学科都不甚了了。 其实即使是在英国，民俗学也还算不上一门独立、成型的学科，所用的理论和方法也大多采自于人类学。但周作人等一批先行者却急不可待地把它引入了中国，而常惠、顾颉刚等一批年青的学者所理解的民俗学与欧洲的民俗学本不是一回事，他们理想中的民俗学是一门研究民间风俗、信仰，以及流行文化的学问，是对平民文化的一种关注。他们强烈地意识到了民俗学与中国传统学术的互补作用，以及民俗学在社会历史研究格局中的重要性，因而极力地为之鼓吹。至于外国的民俗学运动到底开展得如何，其学术进步到底发展到哪一步，当时几乎没有人能明白地了解。 当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声势越造越大，欲罢不能的时候，民俗学的同人们才开始意识到英国民俗学会所能提供给我们的学术借鉴是如此的可怜，我们所要的，并不是他们能给的。最早提倡民俗学的是周作人、最坚决地主张向英国同行学习的是何思敬，但在对英国的民俗学运动有了更细致的了解之后，内部阵营中最早和最坚决的反叛者也是他们，两人先后撰文对于民俗学是否能成为独立的学科表示怀疑, [25]何思敬说：“‘民族志’是没有自己固有的方法的，它借社会学，经济学，言语学，体质人类学，工技学等学问来做它的工作，它本身只是一种学问的手段（Scientific Means）。然而Folk-lore究竟是一个独立有组织的学问么？它有一个说明的方法，可以列入说明学中去么？我不得不怀疑！结局Folk-lore也不过是一种学问的方法手段，而不是一个独立有组织的说明学。”[26]他得出这一结论并不奇怪，因为如果是把国外的民俗学研究状态当作一种参照标准来看待的话，情况大致也是如此。不可否认，他们的反叛，同样也是权威的。 周、何的怀疑自然有它的道理，一门独立的学科至少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标志：“首先，它有自己的不同于其它学科的明确的研究对象。……其次，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自己的范围、任务，都有它自己的基本问题，并且具备它自己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不断演进的方法。……第三，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不可替代的功能。”[27]如果按照这一标准来衡量，民俗学在被提倡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一项指标都不能满足，因为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生是从概念开始入手的，它不是一门自然成长，在涓汇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学科，它在纵向上几乎无可借鉴，另外，因为民俗学在西方也不是一门成型的学科，没有独立的理论和方法，因而在横向上也无可借鉴。 把民俗学纳入西学的一个重要作用是，西学在当时是一面旗帜，强调反叛传统的五四新文化人有必要利用这一旗帜来作为号召，因为他们总是处在这样一种尴尬之中：“为了与复古派划清界限，不便理直气壮地发掘并表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至于具体论述中，倾向于以西学剪裁中国文化，更是很难完全避开的陷阱。”[28]所以钟敬文先生说：“积极吸收外国先进理论与方法，是我国民俗学研究的一个传统。但我们在学习国外理论时，生搬硬套也使我们吃了不少苦头。”[29] 何思敬是中大民俗学会中思想最矛盾的一任领导，一方面，他怀疑民俗学之是否能成为一门独立的“说明学”，另一方面，他又始终对国外的民俗学理论心存幻想。在他担任“民俗学组”主任期间所拟的这份计划，典型地所映了他的这一思想的矛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