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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学研究的兴盛对民俗学的影响 清末民初，传统经学的宗主地位被打破，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学界参照现代西方的学科格局重新洗牌，一批新的学科在西方学术的直接影响下应运而生，民俗学及其相关的人文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方言学、考古学等一批新学科均在这一背景下诞生。 中国现代民俗学被提倡的时候，正是近代国学研究的转型时期。由于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胡适等人的极力鼓吹，“国学”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术时尚。国学概念的提出是在20世纪初期，“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是：相对于新学指旧学，相对于西学指中学。引伸而言，即中国传统学术。不过，现代国学并非传统学术的简单延续，而是中国学术在近代西学影响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形态。”[30]胡适对国学范围的界定非常宽泛，认为国学“包括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凡“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只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31]明确说明象“山歌”这样的非经史材料也是国学研究的对象。 顾颉刚的学术思想得益于胡适尤多。胡适是最着力倡导“科学方法”的学界领袖，他说自己“唯一的目的，是要提倡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种注重事实，服从验证的思想方法。”[32]胡适吸纳了达尔文和斯宾塞的历史进化论的观念，注重使用“历史的眼光”、“历史的态度”、“历史演进的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考察，目的在于“各还它一个本来面目”。顾颉刚在《古史辨自序》中提到，胡适的这些观点和方法，直接引发了他古史辨伪的动机，[33]孟姜女故事的研究，就是典型的历史演进法的一个例。 顾颉刚向民俗学的介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为新史学寻找新的学科增长点。因为“一切的科学都是历史的科学。一切事物都有其历史性，用历史的观点分析问题，是学术研究的一种角度。”[34]他的成功在于能打破传统的学术方式，以“科学方法”观照民俗材料，这种学术方式的出现呼应了时局的召唤，马上引起学界的强烈反响。 今天回头考察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许多学者都认为这是借鉴了库伦父子（J.Krohn 1835-1888和K.Krohn 1863-1932）的历史地理学派的理论和方法。[35]但除了“直觉”这是两种具有某种程度相似的方法之外，没有任何人可以给出任何证据说明早在1924年之前，库伦父子的理论就已传入中国。相反，顾颉刚对孟姜女故事的研究，是因为读了郑樵对“杞梁之妻”和姚际恒对“孟姜”的评述之后，决心着手进行的一项工作，后来受了胡适“科学方法”的启发，遂以其天才的学术能力完成了这一创举。 历史地理学派的进行必须以拥有大量的各种大同小异的文本作为工作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对异文的叙述要素进行分解。而顾颉刚最初写作《孟姜女故事的转变》的时候，所用的完全是中国传统的考证法，从纵的文献的角度梳理孟姜女故事的历史发展，[36]而后来他所拥有的大量异文，是在他的前期成果发表之后，全国各地的同好们陆续寄来给他的，有了更多的材料，他就又作《孟姜女故事研究》，进一步从横向的地理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由此可见，孟姜女故事研究的成就，完全是“形势”加“天才”的结果，其与历史地理学派的工作前提大不一样。另外，两种方法的目的也不一样，历史地理学派的目的是说明故事的流变本身，而顾颉刚则相反，故事的流变只是手段，说明流变背后的历史才是目的。 如果非要将顾颉刚与历史地理学派扯上一定亲缘关系的话，那就是胡适的作用。我们前面提到，顾颉刚的古史研究在思想方法上受了胡适很大影响，而胡适又深受达尔文和斯宾塞的历史进化论的影响；无独有偶，芬兰历史地理学派的理论基础也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实证论”。[37]可见两者的哲学基础有其共通的地方。 历史地理学派的缺陷，正如邓迪斯所指出的，它“留下一些重大的问题没有解答。原型为什么首先产生于一个地方？为什么会发展出亚型？为什么这些亚型恰好发生于产生它们的那个地方？为什么故事以多种形式被传述？关于这些问题，必须对民俗进行综合的研究。”[38]而相应的问题，在顾颉刚这里，却得到了相当好的解答，正如顾颉刚自己说的，“研究孟姜女故事的结果，使我亲切知道一件故事虽是微小，但一样地随顺了文化中心而迁流，承受了各地的时势和风俗而改变，凭藉了民众的情感和想像而发展。又使我亲切知道，它变成的各种不同的面目，有的是单纯地随着说者的意念的，有的是随着说者的解释故事节目的要求的。更就故事的意义上看去，又使我明了它的背景和替它立出主张的各种社会。”[39] 花这么多笔墨来解释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与历史地理学派的非直接亲缘，并不是要为顾颉刚争夺一个名誉权，而是想通过这一案例说明，学术的发展及其方法的建立，应该取决于学术的需要和学术的条件，而不是对国外理论和方法的依赖、等待。顾颉刚的杰出成就与其说是应用欧洲学术方法的结果，不如说是近现代国学转型的产物。 把顾颉刚的学术渊源归于国学，并不是要排斥西方学术的影响，或者说，这里所指的国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理解的中国传统学术的简单延续，而是“中国学术在近代西学影响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形态。”[40] 桑兵在《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中总结说，近现代国学研究在欧美日本汉学发展趋势的影响下，学术风格与重心实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转变： 1． 材料资取由单一的专注于文献转向了文本文献、考古发掘、实物材料、口传文化等多元材料的综合运用。 2． 研究对象由专注于上层贵族的精英正统下移到民间地方社会。 3． 学科建设体现了不同学科的互动与整合。[41] 如果把以上三项转变当作近现代国学研究转型的一个重要表征，再与现代民俗学的建设历程两相对照，我们就会发现，现代民俗学的发生正是这样一种转变的结果。 民俗学运动与现代国学运动的密切关系还可以通过这样一些更为直接的途径来认识： 1． 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都是国学门下的分支机构，它们的全称分别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歌谣研究会”、“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风俗调查会”。 2．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乃由《歌谣》周刊扩张而来。该刊以及后来的月刊“发表的民俗学方面的文章亦占有很大的比重，民间文学作品较少，而民俗学研究文章较多，……研究涉及的面很广。”[42] 3． 歌谣研究会的发起人都是国学门教授，如主要发起人沈兼士即为国学门主任。 4． 由沈兼士、顾颉刚等人在厦门大学组织成立的“风俗调查会”，同样是隶属于该校国学院。 5． 由傅斯年、顾颉刚创办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本质上也是一个“国学”大本营，正如陈云根所指出：“广州的国立中山大学1924年由国民党创建，享有大量的财政资助，在全国范围内扮演着高等党校的角色，因此自然特别强调‘国学’。中山大学确定了国粹主义及由孙中山统一全中华的总路线，这极大地鼓舞了民俗学家们的研究热情。”[43] 6． 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早期建设者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诸人，都被学界视作“国学大师”。 中国的人文科学条件不同于欧美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的历史的悠久和文献的周备，这是西方学界无法拥有的先天优势。对欧美学界来说，正是因为历史文献的相对短缺和贫乏，他们才更有现实搜集的必要，并强烈地依赖于此，相应的，他们的理论和方法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其自身的学术条件来进行的，所谓“白手起家”，是因为“穷白”，才更有“起家”的必要。而中国的传统学术，正因了历史文献的丰富浩瀚，才有条件有可能闭门造车，从而忽视了对当下材料的搜集和应用，所谓“坐吃山空”，是因为有“山”，才能“坐吃”。此消彼长的必然结果是学术新格局的出现。对西方学术的借鉴应该是以其长处补我们的不足，而不是抛弃我们的长处来学习西方的长处，也就是说，“师夷”的目的是“补”而不是“换”。顾颉刚说：“古今学术思想的进化，只是一整然的活动。无论如何见得突兀，既然你思想里能够容纳，这容纳的根源，就是已在意识界伏著。这伏著的东西，便是旧的；容纳的东西，便是新的。新的呈现，定然为旧的汲引而出；断不会凭空无因而至。所以说‘由旧趋新’则可，说‘易旧为新’则不可。”[44] 钟敬文先生晚年时，把什么是中国传统优势说得更具体：“中国典籍丰富，又有考据传统，因此，考据便成了中国民俗学的一大特色。无论哪位学者，也无论他使用过怎样的方法，在他的著作中，几乎都会程度不同地留有考据学的身影，这就是独具特色的中国民俗学。”对借鉴西学，钟敬文则表述了这样的原则：“学术的最高境界在于对自身文化的准确把握，而不是对国外理论的刻意模仿。这就要求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踏实的调查，深入的分析，去实实在在地解决几个问题。”[45]他自己所走的学术路子也说明了这一点，“从他讨论歌谣的第一篇文章《读<粤东笔记>》开始，其所走的学术路子基本上就是古典文献的研究和民俗学材料的分析相结合的思路，而且这也是当时《歌谣周刊》上发表的多数文章的共同特征。”[46] 认识国学与西学的这一辩证关系，对于如何批判地接受西方文明是至关重要的。 在学术方法上，顾颉刚、容肇祖等人也曾对国外的月亮存有幻想，比如顾颉刚初接手《歌谣》时，曾经提出过借鉴国外研究方法的愿望：“欧洲诸国研究歌谣已近100年了，他们一定有许多的材料及讨论的结果可供我们参考。但这些材料我们尚未能多多搜集到。我们很愿意得到国外歌谣学者的指导，使得我们所发表的研究的议论得在歌谣学的水平线上。”[47]但是，这一设想并没能实现，国外的所谓歌谣学，大多也只是搜集整理，而非研究。源头水枯，自然也就没有江河之滔滔。1924年之后的歌谣学，已经开始有穷途末路之忧了。但对国学的学术自信可以使顾颉刚们很快抛弃对国外民俗学模式的观望，以一种积极的姿态投入到自我建设之中，这与何思敬、周作人等人借鉴国外理论的幻想破灭就迅速转入怀疑、逃离大不相同。其最关键的区别，还在于学术背景的差异。 正因如此，顾颉刚到了中山大学以后，几乎再没有提起过学习西方学术的话题，只是偶尔提及要“借了他们的方案来做自己的方案，而从此提出更新的问题。”[48]在他与余永梁合作的计划书中，一切按现代国学的标准来打造民俗学的航空母舰。但是，这一计划过于庞大而不切当时中山大学的实际条件，正如计划指出：“不是本所能够完全担任得了的”，计划的意义只在于向后学公示顾颉刚对于民俗学的理解与定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