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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军的爆破 也正是这个原因，在对立的一方来看，这个碑则是一个必须抹消的存在。“七士之碑”建成11年后，1971年12月，日本赤军“东亚反日武装战线”派人在石碑下安置炸弹，一声巨响，石碑化做三截。日本赤军发表了如下声明： 殉国七士之碑，是1948年由帝国主义头子吉田茂书写碑铭，为甲级战犯招魂而建造的。这是个彻头彻尾的肯定、美化旧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革命意识形态的产物。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新殖民侵略的精神象征。 需要说明的是，日本赤军由于采用劫机、暗杀、爆炸等恐怖暴力的抗争手法，被日本和国际社会所排斥。但是它的政治立场，是彻底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主张日本应该承担战争责任，向战争受害国谢罪道歉的。他们的战争认识，代表了日本社会最左翼的一端。 石碑被炸，立碑者当然不肯就此认输，他们不惜代价，从德国进口专用的粘合剂，把石碑粘合修复，重新立在原处。现在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碑体上的裂痕。笔者在实地探访时，守碑护庙的女住持妙静在介绍这段往事后，意味深长地说：他们是专业暴力集团，精心策划严密实施的爆破计划，居然没有把石碑炸碎，这难道不是天意吗？ 围绕七士之碑的“战争”，极富象征意义。美国历史地理学家福德在他的《刻在石碑上的美国：暴力与追悼的景观》中指出，人类大体有“圣化、选择、复旧、抹消”等方式来对待历史遗迹，具体选择何种方式，取决于这个社会对相关人物和事件的价值判断。在经过上述4个方式处理过的景观里，“镌刻着个人、集团乃至社会整体如何解释、认识过去的基本态度”。我们从“七士”的被“圣化”、被“抹消”又被“复旧”的历史中，不难看出，日本社会对二次大战认识的对立构图。一端是死心塌地地拥护战争，另一端则是彻底反省战争，承担加害责任。日本著名的反战活动家吉川勇一用“被撕裂的死者”来形容日本社会对战死者的不同的态度，指出这两端之间的距离可以说是“无限大”。在下一个石碑上，我们可以看到和“七士之碑”对峙的“无限大”的另一端，即日本战争记忆的另一段“景观”。 在距离东京大约200公里的埼玉县的一块私人墓地里，静静地树立着一块墓碑，碑体呈长方形，不事雕琢，黑底白字，碑文翻译如下： 在旧军队服役12年8个月，其中10年在中国作为陆军下级干部(原宪兵准尉)，在天津，北京，山西省临汾、运城，旧满洲东宁等宪兵队勤务，参加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所作的行为，表示深深歉意。 这块碑的碑主叫大泽雄吉。通过碑文可知，他在中国东北、华北等地参加过侵略战争。但是，在中国作战期间，他到底做了哪些让他良心不安的事情，他到死都没有告诉任何人。战后，大泽退伍回到故乡以经商为生。他女儿绫子回忆说，大泽常常吐露对天皇、对战争的厌恶，而且夜里常常被噩梦惊醒。绫子多次追问他在中国的事情，他都含糊其辞。绫子知道的惟一细节是，大泽所在的部队曾经抓来一个中国少年做杂活，一天，这个少年突然把自己的右手砍掉，说是自己干活时不小心误伤的，乞求放他回家。大泽的上司看出破绽，命大泽杀掉这个少年。大泽了解到少年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生病在床，少年如果不回去，母亲必死无疑；如果逃走，被抓回来肯定会被枪毙。万般无奈，少年才想出这个方法。大泽同情少年的遭遇，就去给他说情。但是，这个少年最终的命运如何，大泽还是没有告诉女儿。 大泽临终时，拿出一纸写好的碑文交给病床前的绫子，要女儿一定为他树立这个墓碑，向中国人民谢罪。绫子为了解父亲在中国战场上的表现，四处寻访他的战友，但是，找到的人要么说些当时的生活小事，要么就说当时他们没有直接参加战斗，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就这样，大泽的战争经历始终是一个谜，而且谜底随着他的死去而永远被尘封在地下。但是，从大泽留下的这个碑，我们得到的信息是清晰的，这是一个作为加害者的战争记忆的象征。 虽然有了遗嘱，谢罪碑的建造并非一帆风顺，大泽死后，绫子的哥哥继承了家业，他坚决反对建造谢罪碑。为此，绫子向同样收到父亲遗嘱的伯父求助。但是，同样当过宪兵的伯父也说，树了这样的碑，会被乡邻误以为死者干了多少天大的坏事，这种辱没门风的事情不能干。结果一直到大泽死后12年，绫子的哥哥去世，他的儿子，也就是绫子的外甥继承了家业，大泽的遗愿才得以实现。 “中归连”和“偕行会”的道歉 作为和“七士之碑”完全对立的战争记忆的标志，“谢罪之碑”所代表的是作为加害者的战争记忆。事实上，早在1950年代，就有很多日本老兵站出来，把自己的加害体验变成历史的“证言”。日本学者野田正彰曾经调查了“中归连”的很多成员。这些在中国被俘虏的日本兵，在抚顺等地的战俘营接受教育后，被特赦遣回日本，组织了一个“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连”。他们通过讲演、著述等活动，介绍自己在中国战场的所作所为，促使日本社会反省自己的战争责任，从加害者的角度认识战争。虽然他们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威胁、恐吓、讽刺和嘲笑，但他们所代表的战争的记忆方式，还是慢慢在日本社会产生影响，大泽的孙子同意在自家的墓地树立“谢罪碑”，就是一个例证。 1980年代，还发生了“偕行会”征文事件。偕行会是一个旧日本军退伍军人的联谊组织。1982年，教科书问题引发了日本国内对南京大屠杀的剧烈争论。偕行社在他们的会刊上发布征文启事，向会员征集南京大屠杀的“反证材料”，希望能证明南京大屠杀是子虚乌有。从1984年4月到1985年2月，杂志开始连载《“南京战史”的证言》。所发表的文章中，既有屠杀俘虏的记述，也有亲眼目击大量遭残杀的尸体的证言。连载不但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反而为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提供了新的证据。1985年3月，《偕行》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南京战史证言之总结》，承认事实的存在，并声明，“作为旧日本军的一部分，我们不得不在此向中国人民表示深深的歉意”。 这次征文活动，本意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名誉和利益,结果却事与愿违，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而编辑部能够在事实面前坦诚认罪，说明日本社会反思战争的思潮在不断扩大。加害者记忆的构筑开始逐渐展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