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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世界日常生活新的异化特征可看出，日常生活已经被引导性消费的官僚社会所主宰，日常生活已经遭受到全面的深刻的异化。但日常生活本身并非一泓死水，而是潜在地隐含着改变自身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现实基础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日常生活虽然受到形式化符号的影响，消费的理性总是倾向于把日常生活进行数量化和同质化，把具有不同本质的内容还原为同质化的，但形式化的倾向并不能把日常生活完全还原为形式，内容作为一种渴望隐藏于所指与符号之下，“并由此作为没有所指的能指被揭示出来，它给予生活以其他意义并能在言说中和在时间中被发现”(Henri 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translated by Sacha Rabinovitch，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Philip Wander,Transaction Publishers,New Brunswick and London，1994，p182);其次，虽然在符号消费之下，社会生活走向了文化的碎片化，这种碎片化使得传统的人本主义走向了消失与灭亡，但也给文化革命提供了契机，即在被引导性消费的官僚社会中，不管它的社会整合如何有效，但碎片之间总是存在着裂口和隙缝，正如列斐伏尔所说：“没有唯一的绝对的被整合的体系，但仅仅有被裂缝、横沟和空白分离出来的次体系”(Henri 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translated by Sacha Rabinovitch，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Philip Wander,Transaction Publishers,New Brunswick and London，1994，p188)，虽然这些次体系互相做出合法性的证明，但这种过度的认可，反而加速了走向颠覆的步伐，这样就使得日常生活本身就具有潜在革命的萌芽;最后，虽然现代日常生活陷于平淡单调与异化中，但也确实存在着另外一种趋势，即工业化的发展总是和都市化的发展相联系，而都市社会的发展，为个人和集体的聚合提供了场所，为来自不同阶级的人们提供了聚集的空间，因而都市社会具有恢复节日的可能性，而节日的复活标志着人类异化的超越和人类日常生活本真性的回归。列斐伏尔追求一种日常生活的艺术化乌托邦，“让日常生活变成一种艺术作品”寄托了他对日常生活革命的深切期望。他倡导艺术与日常生活的更进一步整合，“这个方案将以激进的先锋派精神融合艺术与日常生活，对生活和艺术进行双重革命”(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现代转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页)。 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文化革命的探索具有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没有的独到之处。首先，他认为“文化革命”是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创造性融合，是一种全新的充满生气活力的生活风格。列斐伏尔所谓的“文化革命”不能被想象为美学的，它不是建立于文化基础上的革命，也不是文化自身的目标;他的文化革命的目标与方向是创造一种不是制度的而是生活风格的文化。 其次，文化革命作为艺术和艺术价值的复兴，它主要具有实践的而不是“文化的”目标。列斐伏尔所谓的“文化革命”没有纯粹的“文化的”目标，而是使文化走向体验，走向对日常生活的变革。文化革命将改变存在，而不仅是改变国家和财产的分配，“我们的目标也可以表述如下：‘让日常生活变成一件艺术作品!让每一种技术方式都用来改变日常生活’”(Henri 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translated by Sacha Rabinovitch，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Philip Wander,Transaction Publishers,New Brunswick and London,1994，p203)。 为了实现文化革命，列斐伏尔对“总体性”革命这一概念寄予了极高的希望。“总体性”这个概念体现了历史的辩证法，它既是对具体现实的反映，又是对具体现实的超越，是一个具有内在张力的概念。这种总体性用全面整体的方法来看待日常生活，反对对它的肢解和拆卸。他把革命划分为三个平台：经济平台、政治平台和文化平台，三个平台都不能忽视。他认为文化革命的观念应该是艺术的观念、适应的观念、风格的观念，而革命的首要领域就是日常生活领域，要对日常生活进行质疑，“通过宣传我们的政策，驾驭日常生活，这种政策就是同经济与政治相关的文化革命”(Henri 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translated by Sacha Rabinovitch，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Philip Wander,Transaction Publishers,New Brunswick and London,1994，p197)。而在这个过程中，他把希望寄托在以下三个方面，从而创造一种全新的生活风格。 第一，身体革命或“性的变革与革命”。这种革命不同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或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关心的“男人—女人”的平等关系与婚姻恋爱自由。性革命、身体革命不仅仅是一种意识观念的革命和制度革命，而必然涉及到对控制现代日常生活的抽象权力空间这个独裁者的革命。 第二，空间革命即“都市改革与革命”。列斐伏尔认为现代性是与时间相联系的历时态概念，是空间与时间的枢纽，资本主义垂而不死、腐而不朽的原因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空间上的无限扩张性与自我突破性。他发现了欣欣向荣的都市化的日常生活，在这种都市化的日常生活中，人类将重新找回农业社会或古代社会节日喜庆那种快乐感觉与欢乐面，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都市化的改革与革命，必须将重心从单一的生产重组与国家机构变革，转向对一种全新生活的创造。都市的环境包含着现代性的最为深刻综合的创造性潜能。都市化的日常生活即“创造物的创造”。列斐伏尔强调都市改革能够承担起总体性革命的这一角色和意义。 第三，节日的复兴。节日的重新发现，即克服日常生活和节日间的冲突，使节日重见天日并受到推崇，使其与都市生活相融洽。列斐伏尔满腔热情地预言，社会转型的当务之急是需要一场非殖民化运动，是实现日常生活的转型，让人类沉睡于其中的潜能重见天日。这种理想化的日常生活的典型是节日，它是一种被现代性所遮蔽、但从来也没有完全被夺去光彩的场面。在前现代社会，以狄奥尼修斯式的狂喜为象征的节日与日常生活完全融为一体，与共同体的存在及自然界的节奏循环相吻合。而在现代社会，分层与制度化达到了极点，节日成了例行公事而与日常生存相脱离，并屈从于商品化与情感的升华。在列斐伏尔看来，节日的复活标志着娱乐与日常生活冲突的和解，标志着人类异化的超越和民众庆典精神的复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