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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国内目前收藏近现代文物及馆藏一级近现代文物最多的博物馆。这些近现代藏品历经国立革命博物馆筹备处、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几代建制，得到了不断充实与发展，是几代征集工作者辛勤付出与数千位捐赠者无私奉献所取得的成果。本文详细回顾了几个历史阶段近现代藏品的征集与捐赠情况，对不同时期藏品征集的工作特点进行了总结。 【关键词】国立革命博物馆筹备处 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 中国革命博物馆 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近现代文物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近现代文物。迄今为止，馆藏中反映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近现代文物已逾20万件（套），其中一级文物2,220件（套），图书资料30万册，历史照片15万余张，含原版照片1万余张，艺术品数千件。中国国家博物馆已经成为国内目前收藏近现代文物及馆藏一级近现代文物最多的博物馆，并以丰富的馆藏为基础，举办过中共党史陈列、中国革命史、中国近代史、复兴之路以及数百个专题展览和捐赠展览，出版过近百种图书，发表过大量学术论文，参与过许多国际文化交流活动。 这些近现代藏品历经国立革命博物馆筹备处、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几代建制，得到了不断充实与发展，是几代征集工作者辛勤付出与数千位捐赠者无私奉献所取得的成果。 一 国立革命博物馆筹备处、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时期（1949-1960） 本馆近现代文物，特别是革命文物的征集与收藏最早可以追溯至1933年5月。当时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曾决定设立中央革命博物馆，由中央教育部负责具体筹备工作，代部长徐特立为此发出《中央革命博物馆征集陈列品启事》，要求各机关、群众团体及个人帮助搜集革命文物[1]。但后因政治局势恶化，中央革命博物馆停办。 北平和平解放后，随即计划筹建革命博物馆，北平历史博物馆受托代为征集革命文物。到1949年9月初，随各界人士的捐赠及博物馆的征集，革命文物的收藏已初具规模，为革命博物馆筹备处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50年3月7日，国立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在京正式成立。7月29日，“国立革命博物馆”更名为“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正名为“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 中央人民政府及各级领导机构对博物馆的筹建给予了高度重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即向各中央局、分局宣传部发出《关于收集革命文物的通知》，提出：“革命博物馆为即将设立之重要宣传教育机构”，“望各中央局、分局宣传部并通知各级宣传部门及时（迟则不易收集）负责收集革命文物，专人负责，集中保存”，“待革命博物馆成立后即派人迁京”。收集革命文物的范围，“以五四以来，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央，上溯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革命运动；旁及其他革命党派团体之革命事迹”。1950年2月13日，文化部文物局也连续三天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征集革命文物启事》。1959年，中共中央还批发了中宣部《关于中央革命、历史两个博物馆调用文物》的电报。 国立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成立后，即着手开展革命文物的征集工作。1950年3月31日，筹备处第一次以筹备处名义在《文物参考资料》上，就收藏的具体事宜特别发布了《收集革命文物史料启事》，明确收集范围“系以五四以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心，远溯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革命运动，旁及其他革命党派团体之革命事迹”，收藏的实物资料包括“报纸、杂志、图书、货币、邮票、印花、土地证、摄影、图片、表册、宣言、标语、传单、电影、年画、木刻、雕像、传记、墓表、日记、手稿、信札、墨迹、以及革命先进和烈士的用品遗物，如兵器、旗帜、标识、证章、印信、肖像、衣服、用具等”数十种类别，希望“各机关团体如有接收或征得的革命文物”，与筹备处“联系洽商提集办法”，“征集办法分捐赠、借存、收购三种，由应征者任选其一，对于捐赠及借存之各种革命文物具有珍贵价值者……予以褒奖”[2]。6月初又起草《革命文物征集法令》，并于6月16日经政务院发布全国。 随后，筹备处工作人员主动出击，对外进行宣传和联络，并多次派员组成征集小组奔赴各地开展征集工作。1952年11月，征集小组随中宣部人员前往上海、南京等11个城市征集文物[3]。截至1953年，在各地党和政府协助下，已征集到各种革命文物约29,400余件（其中包括文献3,682件、实物10,749件、照片15,000件）[4]。1953年仅一年就入藏文物近17,000件。1954年初又制订《征集提纲》，于3月派出征集小组前往山西、陕西两省，历时半年，走访27个市县，共征集到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物和资料15,916件。1956年初，征集小组赴东北挖掘东北抗联文物。7月，派出10人配合内务部组织工作组到老革命根据地进行访问，征集到以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实物资料为主的839件革命文物[5]。10月，又抽调8人分成两组赴山东、安徽、江苏及广东、广西、湖北等地征集，其中山东组征集文物多达8,000件[6]。1958年，集中20人组成6个小组，分赴广东、湖南等地征集文物[7]。此外，还有计划地以各省的负责同志、革命老人、“二七”老工人及老根据地居民为主要对象进行了数十次访问，搜集相关材料。 在各级部门的号召以及筹备处工作人员的努力下，社会各界给予了文物征集以大力支持。据统计，到1957年底，已经入藏的革命文物达68,553件[8]。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办公厅和中央各部委、机关团体，各省市自治区政府、文化宣传部门、图书馆、博物馆等单位拨交了大批实物资料。如1950年，接收政务院拨交文物1,373件。1952年，接收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宣部、中组部等单位拨交文物1,000余件。1957年，接收原任弼时纪念馆全部藏品[9]。这批拨交文物中很多都是珍品，如《林则徐、邓廷桢、怡良合奏虎门销烟完竣折》、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玉玺、我国现存最早的动力纺织机器、詹天佑测绘京张铁路线时的仪器、孙中山亲笔信、蔡锷在护国运动中用的指挥刀、张作霖杀害李大钊等革命志士的绞刑架、延安中央印刷厂的印刷机、白求恩用过的X光机、渡江战役中最先到达南岸板石矶的木帆船、开国大典时毛泽东主席亲自升起的第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之印、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时的文具和印章等，早已家喻户晓。 人民群众、收藏家、烈士亲属、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社会知名人士及其亲属、国际友人也纷纷参与捐赠。如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捐赠了其父被捕后的亲笔自述和“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对联（图一），李公朴夫人张曼筠捐赠了李公朴烈士遭暗杀时的血衣，而冯玉祥夫人李德全捐赠的冯玉祥文物更是多达35箱，另151件。 这期间，为开馆和陈列需要，筹备处还数次组织全国美术家根据重大历史题材进行艺术创作。1950年3月28日，国立革命博物馆筹备处第一次会议上，就提出了初步展开雕塑、绘画、照相等工作，绘画以油画为主，在开馆以前应有油画100件、雕塑100件的计划。为此，筹备处召开两次美术工作者座谈会，初步研究如何组织完成革命历史的绘画、雕塑工作，并特约美术家到筹备处进行创作。 1951年，筹备处为承办“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纪念展览会”而征集美术作品。根据《美术作品部分征集办法》记载，展览共计征集绘画作品73件，雕塑18件[10]。此后，又多次根据陈列内容需要，提出增加和修改的美术作品名单。1958年筹备建立中国革命博物馆时再次启动了大规模的美术作品创作。当年11月制定出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央革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绘画创作项目》中包含革命博物馆的绘画作品103件，其中油画48件、国画49件、版画6件，并且对每件作品的尺寸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为支持这次创作活动，1959年6月，中央宣传部特发函《关于中国革命博物馆借调一批美术家的通知》[11]，借调刘开渠、董希文、王式廓、罗工柳、叶浅予、张仃等23位美术家集中到北京进行创作。 在全国美术家的支持下，至1961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开馆前，已创作出一大批思想性、艺术性很高的作品，其中包括侯一民的《刘少奇和安源矿工》、罗工柳的《地道战》和《毛主席整风报告》、吴作人的《过雪山》、蔡亮的《延安火炬》、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等油画；石鲁的《转战陕北》、叶浅予的《北平解放》、李可染的《六盘山》、蒋兆和的《包身工》等国画，以及王式廓的素描《血衣》、潘鹤的雕塑《艰苦岁月》等，成为今天馆藏中传世的艺术珍品。 这一时期正处于博物馆初建之时，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工作人员克服了人员少、任务重的困难，使近现代藏品体系从无到有，一点一点构建和积累起来，为博物馆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且开创了为陈列展览需要，组织美术家集中创作美术作品的成功模式，在丰富陈列形式、突出陈列内容、烘托陈列气氛的同时，也使博物馆得以保存一批经典艺术藏品。同时，在工作实践中，摸索总结出一整套行之有效、对后继者极具指导意义的征集方法。 这一时期的文物征集遵循着建馆初始时制定的文物征集范围，即搜集以革命史为主的实物、文献和资料，因此造成藏品中反映政治、军事的文物比较多，反映社会其他领域发展的文物比较少，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的文物还存在着缺项。 二 中国革命博物馆时期（1960-1969） 1960年8月31日，“中央革命博物馆”更名为“中国革命博物馆”，撤销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机构。1961年7月1日，正式向社会开放，并推出筹备已久的“中国革命史陈列”。 经过10余年征集与积累，到开馆时，馆藏已经基本上达到了国家级博物馆的水平，可以较完整地反映自1840年以来中国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历史；其中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馆藏文物更是十分丰富。 1963年，中国革命博物馆确定了《十年规划》（1963－1972），要求文物、资料的征集工作要广泛联系，重点征集，满足陈列，充实库藏。为实现目标，继续组织征集小组前往各地征集文物。如1964年4月，派出11人分5路前往东北、河北、山东、福建、江苏、上海等地，深入144个基层单位访问并征集文物，历时1个月，共征集文物269件，搜集资料30件，复制品34件。6月，又派出长征展览组赴云、贵、川、陕四省征集到红军长征相关文物397件[12]。同时，还利用举办展览之机，接收文物和展品。据统计，1958年至1961年间，全馆共征集、借调文物近5万件。1962年，征集文物3,357件，其中一级品23件。1963年，征集文物8,000余件。1964年1至5月，征集文物1,016件。 此时，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前期为陈列创作的美术作品有些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为此，中宣部决定再次组织美术家进行创作。1965年，中宣部从全国各地借调20余名油画工作者，集中于北京，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创作一批高水平的革命历史画。但后因“文革”开始，政治形势骤变，为期10月之久的革命历史画创作工作被迫于1966年4月中止。 这一时期，文物征集工作继续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支持。1963年春，为196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做准备，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中国革命博物馆要大力收集孙中山和同盟会元老、国民党左派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柳亚子等人的文物，并特派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到柳家，动员柳氏后人捐赠遗物。4月，柳亚子子女柳无非、柳无垢将其遗留的6,000余件[13]遗物捐赠给博物馆，其中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诗词手稿、题字及与柳亚子的书信，柳亚子诗词文稿及革命文献、书画、印章、照片等（图二）。除此之外，张鼎文捐赠的张璘峰在保卫台湾战斗中用的剑、黄一欧捐赠的孙中山致黄兴信及黄兴复信稿、李自明捐赠的孙中山讲演《勉励国民》录音片、沈谱捐赠的于右任等为沈钧儒题赠的《与石居》手卷、政协全国委员会拨交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签名册和选举票箱、国务院秘书厅拨交的国徽石膏模型母模、中共中央办公厅拨交的中国登山队队员首次登顶珠峰采集的岩石以及何香凝和廖承志等合绘、陈毅题跋的《长征会师图》等，都是此间入藏的珍贵文物。 三 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时期（1969-1983） 1969年9月，中国革命博物馆与中国历史博物馆合并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这一时期历经“文革”，由于业务工作的停顿，文物征集工作也随之被削弱，但并未停歇。 1973年，国际纵队勇士谢唯进捐赠了他参加西班牙反法西斯斗争时的一批文物。谢唯进，原名芝祥，字用常，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后留学英国、德国。1925年加入共青团旅欧支部，次年转为中共党员。1936年7月，西班牙爆发了保卫民主共和国、反法西斯的民族革命战争，来自54个国家的4万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组成国际纵队，与西班牙人民并肩作战。谢唯进受共产国际和中共海外组织的委派，参加国际纵队并担任炮兵纵队政委。他珍藏了军大衣、证件、徽章、锦旗、信件、印花票、宣传画、剪报、照片等大量重要实物，后来分批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为研究中国支援西班牙民族革命及反法西斯战争这段历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图三）。此外，毛泽东在陕北接受采访和拍照时戴过的八角帽、董必武藏书和遗物1万余件、史沫特莱拍摄的新四军历史照片册等文物均于此间捐赠和入藏。 同时，结合举办各种展览积极搜集有关专题文物。如1973年借与对外友协合办“巴黎公社文物资料展”之机，接受英国友人霍金斯捐赠的马克思在伦敦住宅的门铃等3件珍贵文物。1975年举办“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展览”之时，共有包括聂荣臻、何叔衡、李富春、张云逸、刘伯承、傅连暲等亲属在内的48人主动捐赠了长征途中使用的作战武器、医疗器械和生活用品等文物181件、照片150张[14]。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国革命博物馆加强了藏品征集工作，明确指出征集工作是全馆性的工作，陈列部、群工部可以结合筹办陈列和专题研究进行文物和图片的搜集，取得了显著成果。期间，通过举办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纪念展览，就搜集到相当丰富的文物。如1978年，邓颖超捐赠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的作文和留学日本时的日记等珍贵文物多件；1979年，康克清捐赠包括朱德元帅服和勋章在内的文物701件；1980年，王光美捐赠刘少奇文物，彭梅魁捐赠彭德怀文物多件。 这个时期，由于各业务部门大力协同，征集方法灵活多样，藏品量大大增加。至1982年底，全馆近现代文物达96,774件，其中一级文物3,183件。美国亚历山大夫人捐赠的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在陕北采访用过的电影摄影机、彭千娜捐赠的彭友仕烈士1931年绘《难民行》国画、贾伯涛捐赠的黄埔军校卒业证书、杨永康及家属捐赠的孙中山“天下为公”横幅、章导捐赠的章太炎自制“汉”字外褂、张素云捐赠的黄兴赠方声洞七绝诗，以及北京师范大学拨交的清帝退位诏书、中共中央办公厅拨交的八路军一二九师缴获并献给中共“七大”的日军降落伞等，都是这个时期征集入馆的文物精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