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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秦先公西垂陵区的发现 祝中熹 90年代中期，在甘肃省礼县西汉水中游域内的大堡子山，发现了已被历史封尘约2800年的秦先公西垂陵区。由于墓葬惨遭盗掘，随之又发展为群众性劫掠式抢挖，且长期得不到有效禁制，故随葬品已散失殆尽。虽经政府拨款由甘肃省考古研究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大小墓葬(含车马坑)13座，但所获甚微。而墓区所出大量珍贵文物却很快出现在纽约、巴黎、伦敦、香港和台北，令人扼腕顿足，恨恨不已。被盗文物有少量被当地公安部门追回；近几年甘肃省博物馆也多方筹资，陆续从社会上征集到一些，上海博物馆马承源馆长出重金从香港购回了一批青铜礼器。流散国外的器物，一部分已被收藏者公布，文博界有识之士曾将有关资料介绍至国内。大堡子山位于礼县永兴乡西汉水北岸，前年冬又在距大堡子山不远处的西汉水南岸赵坪圆顶山一带，发现了一批先秦墓葬。经甘肃省考古研究所派人指导，礼县博物馆主持发掘了三座中型墓和一座车马坑。这批墓葬虽也经盗扰，但因地下水的涌淹而保留下不少随葬品。笔者有幸见到该墓区所出堪称精美的青铜器，认为其时代以及与大堡子山秦公陵墓的关系，是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依据前后两次抢救性发掘所提供的考古资料，综观目前已掌握在文博机构手中的部分出土实物，再参以来自国外的有关信息，我们不仅可以肯定西垂陵区的性质和时代，对其形制、规模与葬品的丰富程度有个基本印象，还能进而估测史籍所载秦人在最早都邑西垂(西犬丘)地望之所在。这必将引发推动早期秦史的研究，其学术影响和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自不待言。遗憾的是，本世纪末西北地区这一重大历史发现，不仅由于盗掘、走私文物妖风的猖獗而严重损害了其价值，又由于某些不正常因素的干扰而被漠视，被冷落，发掘报告也迟迟难以面世。虽有部分学者开始注意这一发现，并对某些问题展开了初步讨论，但总的说来尚未引起史学界与文博界的足够重视。许多考古数据和文物资料至今未能公开披露，以给人们及时提供思考探讨的依据。笔者多年从事秦人早期发展史的研究，深知此项发现关系之重大，也深为此种现状而痛心。撰写此文的目的，一则想陈述自己对相关学术问题的粗浅看法，以就教于学界同仁；二则也想借此以发声微弱的呼吁，希望能引起文化界对这一历史发现的重视。 一、《史记》有关秦人早期历史记载有验证 《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文化价值举世公认。《史记》以其翔实的资料和进步的历史观，赢得了“信史”的美誉，成为后世研究汉以前历史以及进行考古发掘的最重要的文献依据。另一方面，《史记》内容的可信性，也不断地被后人的发现与研究所证实。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本世纪初殷墟甲骨的发现及王国维先生对卜辞的研究。王氏以卜辞考史，基本上将卜辞中出现的商代先王先公的名号，与《史记》所载殷之世系一一作了对应，从而证明《史记》的殷世系确为实录，更加坚定了人们对《史记》的信赖。礼县大堡子山秦先公西垂陵区的发现，对《史记》内容的可靠性再一次作了有力的验证。 司马迁写春秋、战国一段历史，叙述秦事尤为详明，这是因为有传世的秦国史书作蓝本。这一点，司马迁在《六国年表》的前言中说得很明确：“太史公读《秦纪》，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臝用事上帝，僭端见矣。”“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昔，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纪》，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也就是说，在先秦列国原有的史书中，司马迁所能见到的只有秦国的史书。虽然“其文略不具”，但总是秦的正式国史，足以帮助人们了解秦史的脉络，可资借鉴之处甚多。司马迁曾批评当时即已存在的那种轻视秦史的卑浅风气：“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他本人对秦史评价甚高，他把秦与夏、商、周三代并列，写了《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又在文后附了秦襄公之后的秦君生卒世系梗概；其《六国年表》，基本上也是依据《秦纪》编撰而成的。 对于秦人早期的历史，《史记》交代得很清楚。秦人本东方嬴姓部族的一支，其始祖女修乃高阳氏颛顼之“裔孙”，女修生大业，大业生大费。这个大费，即助禹治水成为禹的接班人，而又被禹子启所杀的伯益。嬴人的一支很早便西迁至甘肃东部，其在商后期的部族首领名中贑，居于西垂。这个西垂，又名犬丘或西犬丘，其地望据汉、唐诸儒说，大体在今甘肃省西汉水中游礼县与西和县交界地区。延至西周孝王时，西垂秦人首领名大骆。大骆有两个儿子，庶长子名非子，嫡子名成。非子善畜马，被周孝王召去为王室繁育马匹，活动于今陕西宝鸡以西汧、渭二水之间的区域。因畜马有功，周孝王让非子从大骆一族中分出，别宗立氏，封他为王室的“附庸”，封邑于汧渭之间的秦地。非子由此便有了“秦嬴”的名号。到非子的曾孙秦仲时代，周王室衰弱，西戎势炽，灭掉了仍居西垂的大骆一族，占领了西垂。周宣王即位后决心对西戎进行反击，任命秦仲为大夫，扶植他征伐西戎。是时秦仲一族已离开汧渭之间而西越陇山，定居于今甘肃张家川、清水一带，而“秦”这个地名也作为邦称随之迁于陇上。在对戎人的斗争中秦仲战死，其子庄公在周宣王的大力支持下，继续同戎作战，最终取得了胜利，并且收复了大骆一族所居祖地西垂，从而使陇上秦地与西垂联成一片，号称“西垂大夫”。秦庄公死后，襄公继位。适逢周王室发生申侯之乱，幽王被犬戎所杀；秦襄公将兵救周，并护送新即位的周平王东迁洛邑。襄公因此壮举而被周王室封为诸侯，并取得了关中地区的占领权。此后，秦人开拓部族发展领域的重心明显东移。襄公之子文公即位后不久，即迁都于当年其祖非子曾邑居过的汧渭平原，迈出了与中原列国周旋争胜的第一步，并由此结束了秦人以甘肃东部为活动中心的历史。 尽管《史记》叙述详明，但还是有不少学者忽视这段早期秦史的复杂性。在他们关于秦史的论著中，存在一种简化早期秦史的倾向，甚至把大骆祖地、非子封地、秦仲居地三者混为一谈，笼而统之地称之为“秦”。大堡子山秦先公西垂陵区的发现，起到为早期秦史拂尘的作用，促使学者们不得不坐下来重读、细读《史记》；秦人曾在西汉水中游域内活动过，并在那里立邑兴邦的史实由此得到确认。 马承源先生从香港购回的大堡子山秦西陵所出青铜器，具铭文的有四鼎二簋。二鼎铭曰“秦公乍铸用鼎”，二鼎铭曰“秦公乍宝用鼎”；簋铭曰“秦公乍宝簋”[1]。甘肃省博物馆所藏同地所出四鼎，[2]铭文为“秦公乍铸用鼎”。李学勤先生在纽约所见同地所出一对壶，铭文为“秦公乍铸 壶”[3]。以上十二器铭文确凿无疑地告诉我们：墓主系秦之先公。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铭文字体明显具有两种风格，突出表现在秦字的写法上：一种秦字结构上部为双手持杵，中间为臼，下部为双禾；一种秦字结构省臼，杵下即为双禾。学者们由此推测诸器并非一墓所出，也就是说，该陵区至少有两座秦公大墓。这种推断有道理。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发掘盗后的该墓地时，共清理小墓九座，大墓两座(中字形、目字形各一)，车马坑(曲尺形)两座，这与铭文显示的情况相合。至于时代，从器物形制、铭文字态笔势，以及大量出现的垂鳞纹、窃曲纹、重环纹、波带纹等纹饰看，显然系春秋早期甚至可上溯至西周晚期的器物。再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史记·秦本纪》关于早期秦史的记载。虽然至少从商后期的中贑时代，秦人即已居于西垂，但那时他们只是一个小小的氏邦，其首领决不可能称“公”。秦人部族首领被封为诸侯自襄公始，按当时宗法贵族社会的风习，襄公之父称庄公，乃死后的追谥。襄公之子文公虽已迁都于“汧渭之间”，但他死后仍归葬于祖地西垂。秦人祖先有资格称“秦公”，并明确葬于西垂的，只有庄、襄、文三世；而他们的时代，正处于西周末到春秋初的范围内，这与大堡子山秦墓出土文物的时代特征完全一致。目前已知该陵区大墓只有两座，它们究系上述三公中的哪两公，是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此容后补论。 《史记》多处强调，生活在关陇地区的这支秦人，虽原本是嬴姓族，但在经历了殷亡周兴历史大动荡之后，他们“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姓赵氏。”据《赵世家》言，秦赵共祖，至蜚廉时方别宗。蜚廉有二子，兄名恶来，“事纣，为周所杀，其后为秦；恶来弟曰季胜，其后为赵。”造父乃季胜之曾孙，他为周穆王驾车受宠而被封于赵城(今山西省洪洞县北境)，其族众后即以赵为氏。居于西垂地区的这支嬴人也跟着造父一族姓了赵。《史记》关于此事的记载，曾遭清儒梁玉绳的非难，说先秦诸侯皆当以国、爵为氏，“岂容混冒妄载!”[4]殊不知西垂这支嬴人以赵为氏，其实是一种政治需要，他们要借助造父之宠调整好与周王室的关系。从当时的宗法制度上讲，这也是被允许的。嬴为其部族基姓，随着族众的世代繁衍，要不断地别宗立氏，即逐渐由基姓分化出许多新的姓氏。非子封于秦为后来的事，在非子若干代以前，就早已以赵为氏了。事实表明司马迁关于秦赵同祖、秦人以赵为氏的记载是正确的：在大堡子山秦西陵周围地区的当地居民，至今赵姓占最大比例，墓区的附近称“赵坪”、“赵家”的较大村庄即有数处。他们是秦之国邑东迁后，留居于陵区的族众后裔。 《史记》记载中的秦人，是一个善于养马、擅长驾御马车的部族。秦人远祖费昌，即为商汤的御士，决定夏亡商兴鸣条之战，就是费昌驾御汤的战车而取胜的。其后中衍又为殷帝太戊御，并因此得以和商王室联姻。时至西周，造父又“以善御幸于周缪王”，著名的穆王八骏，就是经造父之手调驯出来的。穆王西游，东方的徐偃王反叛，“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秦人西垂近祖名大骆，白马黑鬣谓之骆；部族首领以马为名，也说明这是一个善于畜马、用马的部族。故其子非子才被周孝王召去“主马”，并因为马繁殖快而立功受封。非子玄孙秦仲，更有“车马礼乐之好”。颇具传奇色彩的相马专家伯乐、九方皋，也均为秦人。秦人畜马善御的部族传统，在大堡子山秦墓中也得到充分显示。不仅两座秦公大墓附有车马坑，有的中型贵族墓也附有车马坑，而且规模都较大。所以，流散于社会，出现在文物市场上的大堡子山秦墓出土车马饰件，数量甚多。甘肃省博物馆征集到该墓地出土的两付车彗 辖，以及一些镀锡的车箱饰件，造型和纹饰均极精美，反映了秦人对车马的重视和制造车马器的工艺水平。 二、秦人族源及其鸟图腾崇拜的实物显示 嬴姓部族是以鸟为图腾的。秦人盛行鸟崇拜，这在古文献中证据甚多。《秦本纪》说秦人的始祖女修，就是吞玄鸟之卵而生大业的，这是典型的鸟始生神话。图腾崇拜初即始祖崇拜，这神话显示秦人为玄鸟的后代。《礼记·月令》郑玄注曰：“玄鸟，燕也。”郑说可从。大业之子伯益的“益”为象形字，其初体即为燕形的省略，而且益、燕二字双声可通。《国语》《史记》和郑玄的《诗谱》，益字皆作翳，字从羽，尚能看出此字的原义。翳亦为鸟名，《离骚》“驷玉虬而乘翳兮”，王逸注曰：“翳，凤凰别名。”《山海经·海内经》曰：“有五彩之鸟，飞蔽一乡，名曰翳鸟。”秦人先祖大都与鸟有某种关系，有的甚至具有鸟的形象特征，这都是远古时代部落首领图腾装扮在后世传说中留下的影迹。如伯益，《秦本纪》说他善于“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诗·秦风谱》说他“能知禽兽之言”，《后汉书·蔡邕传》说他“综声鸟语”。《秦本纪》又云大廉称“鸟俗氏”，孟戏、中衍“鸟身人言”或“人面鸟喙”，《括地图》云孟戏“人首鸟身”，凤凰与之随止。晚商时秦人首领有名“飞廉”者，而飞廉又被后世视为鸟类之神，《三辅黄图》云：“飞廉，神禽，能致风气者。”更具说服力的是秦人少 为其始祖神，《通志·氏族略二》言：“秦氏，嬴姓，少 之后也。”《史记·封禅书》言：“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 之神，作西 ，祠白帝。”这“西 ”，就设在秦人的西垂祖邑。秦人迁都于关中后，又陆续立了 、密 、上 、下 、畦 ，也祀青帝、黄帝、炎帝，但终以祀白帝为主，祭祀规模有时达到“三百牢”，隆盛至极。原因就在于白帝少?是秦人之祖神。故其在西垂的设 之山，即名“人先山”，山上有“人先祠”。“人先”者，秦人最早的祖先也[5]。而少 乃鸟图腾部族首领，这是古史学界所公认的。《左传·昭公十七年》所载郯子那段名言即为力证。鲁昭子问郯子：“少 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答曰：“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 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接下去他介绍了少 氏大部族的各个分族，曰“五鸟氏”、“五鸠氏”、“五雉氏”、“九扈氏”。以鸟命名的24个氏族，在部落联盟中各有其政务分工。郯子说少 名挚，《逸周书·尝麦》说少 名质，其实字本当作“鸷”，一种凶猛的大鸟。这正合原始部族以图腾物为名的通习。秦人始祖或曰玄鸟，或曰翳鸟，或曰鸷鸟，那可能是远古史影在世代口传的部族记忆的演化与变异；也可能是鸟图腾部族内不同鸟族的分支。但秦人崇鸟这一点则是不容置疑的。正因为秦人有鸟始祖崇拜，故直到战国时人们仍常用大鸟来象征秦。《史记·楚世家》载，有人说楚王曰：“故曰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奋翼鼓翅，方三千里。” 大堡子山秦西垂陵区出土物，为秦鸟图腾崇拜提供许多实物证据。这首先表现在青铜器的纹饰上。尽管秦人的青铜器无论制作工艺还是铭文及纹饰风格，均为周器的继承；但有些方面还是表现出不少秦人自己的特征，突出鸟形象即为其显例。从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秦西垂陵区所出青铜器及部分残片看，颈部或腹部大都饰有窃曲纹。一般周器上的窃曲纹，目形两边的图案是对称的，被认为是相互连接的变形兽纹，故也有人称之为“兽目交连纹”。但秦西陵所出青铜器的窃曲纹，目形两边的图案有许多并不对称，其一端实为一凤鸟形象；不认真察辨，往往将其冠羽的延长纹，误认为另一兽体。该陵区所出一套春秋早期的九枚编钟，[6]钟的鼓部饰有对称的大鸾鸟纹。值得注意的是，1978年出土于陕西宝鸡太公庙的秦公钟共五枚，铭文合而成篇的甲、乙两种，鼓部也饰有相向而立的两只凤鸟；合而成同铭另篇的丙、丁、戊三钟，鼓部除饰两只凤鸟外，右侧另饰一鸟。可见秦人编钟鼓部饰鸟纹有其宗族相袭的传统，类似于商代的族徽，明显具有图腾崇拜物的性质。此外，赵坪圆顶山墓区出土物中有一辆微型的多辐四轮无辕铜车，车厢四角棱饰四只卧虎，厢上有可启合盖，盖中心饰一人一熊，而四角显著位置则饰四只立鸟，其崇奉之意，一望而知。所出其他青铜器纹饰中，鸟的形象也多据最普遍、最显赫的地位。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西垂陵区所出大量金饰片。其中一批流至国外，数量相当可观，一部分曾在巴黎公开展出过。韩伟先生曾目睹过那批展品，并曾在《文物》上撰文作过介绍6[7]。内有八件鸱枭形金片，高达52厘米，宽32厘米。金鸱形象为钩喙、环目、凸胸、屈爪，通体饰变形窃曲纹。另有26件口唇纹(亦称重环纹)鳞形、云纹圭形、兽面纹盾形金饰片。同类型金饰片，甘肃省博物馆近几年也陆续征集到约20件。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在对大堡子山秦西陵抢救性发掘时，曾获得盗余的金饰片7件。在这三批已知的金饰片中，以口唇纹鳞形片所占比重最大。它们形制与规格不一，长度一般在7.5至12.5厘米间，宽度一般在3.5至9厘米间；最小的一种，长约4.3、宽约1.1厘米。细审鸱枭形与鳞形饰片，笔者认为它们均系秦公墓葬木椁上大型金鸷形饰的组成部分。金鸷有可能成对组合，鸷首雄昂，长羽披拂。鸱枭形饰片并非如韩先生所说是整只鸟的形象，它只是大型鸷鸟的头部和胸部；而口唇纹鳞状片，则为鸷鸟身、尾的羽饰，故笔者主张改称此种金片为“口唇纹羽瓣形饰片”。这种饰片略呈长方形，一短边作流波状，恰似数学算式中的大括弧；金片上的冲压纹则大体与金片外廓相似，重环相套，层次分明。这是对鸷鸟羽毛形状的一种高明的艺术加工。与括弧边相对的另一短边，两角部位有不规则的小破洞，那是将金片固定于椁面而留下的钉孔。不难推想，当年在木椁上为此金鸷造型时，这有钉孔的一端，必被前上方另一页金片所叠压，所有金片均呈鳞瓦式排列状态，以表现鸷鸟羽翼的丰满华丽。鸟身不同部位羽毛的形态和疏密程度有异，故羽瓣形饰片亦随之有大小与形制的差别。传闻大墓被掘发时，木椁虽早已朽失，而由金片组成双鸟对伏形象的大致轮廓尚隐约可辨。这些金饰片，虽经近3000年的埋蚀，如今依然熠熠耀目；可以想像当年由它们组合而成饰于椁面的一对对大金鸟，是多么灿烂壮观。如此华贵而独特的椁饰，只能用秦人的鸟图腾崇拜来解释。韩伟先生也是这样认识的，他在分析了秦人的鸟始生神话传说之后，认为“在秦人氏族首领的棺具上，用鸱枭为主要装饰是顺理成章之事[8]”。 大堡子山秦先公西陵的发现，不仅用实物肯定了秦人鸟图腾崇拜，并进而有力地支持了秦人东来说。关于秦人的起源，近代以来即有两大对立意见：一曰秦人系东方嬴姓部族的一支，后西迁关陇地区；一曰秦人本即生活在甘肃东部之戎族，后渐?陇而东向关中发展。目前，秦人源于东方嬴族说已为越来越多的古史研究者所接受；但仍有部分学者坚持秦本西戎说。嬴姓部族早在文明时代前夜，即已活跃于华夏历史舞台。秦人的远祖，在夏、商、周三代的中央王朝中，都曾担当过重要角色。这在古文献中不乏其证。但持秦本西戎观点的学者们，认为那些说法只不过是秦国宗祝之“伪托”，秦人和许多民族一样，“在强大起来之后，就要为自己的祖宗世系伪造一批英雄故事”。[9]然而，如果说秦人为西北土著民族，关陇地区本即他们的老家，那么，我们应当在当地古文化中，找到秦文化的母体才是。换句话说，关陇地区的古文化应当存在一种与秦文化具有源流关系的类型。但是即以夏商时代关陇地区的古文化言，尽管是多元并存，彼此影响渗透，演变形态极其复杂，总体上说还是有脉络可寻的，几种主要文化如宝鸡地区的刘家文化、先周文化，甘肃东部的齐家文化、寺洼文化、辛店文化，其主体性特征考古学界基本上是搞清楚了的，它们无一能与秦文化相对应，其与秦文化不属同一系统为人们所公认。大堡子山秦西垂陵区的发现，再一次显示了上述现象。不论从墓葬形制、规格看，还是从葬品类型、工艺看，除了突出显示秦人受周文化的巨大影响外，我们看不出与关陇地区的羌戎文化有任何同源迹象。大墓为中字形和目字形，车马坑为曲尺形，除东西墓向呈现秦人独具的特色外，各方面皆循殷周旧制。随葬品的器物组合，虽经盗掘而难知其详，但所出器物类型已显示其与周制无别。所出青铜器之铸作工艺和形制，皆师法周人，尤其是纹饰与铭文风格，几乎完全是对周器的承袭。只不过是时之秦上升为诸侯国的时间尚短，生产水平与文化高度均和周人有较大差距，故其青铜制作还比较粗糙，尚未完全掌握周人已相当熟练了的内范悬浮法，器底垫片较多，器壁厚薄不匀，纹饰与铭文也缺乏周器那种流畅精美的神韵。但所采用的主要纹式都是诸如窃曲、垂鳞、重环、波带等，完全是当时周器流行的式样。只有变形凤鸟纹独具特色。如前所述这是秦人崇鸟情结所使然。铭文与西周晚期时兴字体有些差别，已不见肥笔，多用上下等粗的柱状笔态，开日后玉箸体之先河；但都全无六国文字的地方色彩和作风，而与《虢季子白盘铭》的风格一脉相承，毫无疑问乃由周脱胎而出。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在鲁国欣赏音乐，当他听到演奏秦国乐曲时，感叹道：“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服虔注云：“(秦人)与诸夏同风，故曰夏声。”《史记·秦本纪》载周太史儋见秦献公语：“周故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岁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出。”这些记载都反映了秦人在文化上与中原地区的血缘关系。大堡子山秦先公墓葬提供的考古信息，正同文献记载相呼应。秦人向周人学习的倾向如此明显，这决不单纯是臣属国倾慕宗主国的向心趋势，更深层的因素是由于秦人来自东方，经受过早期华夏文明的熏陶，具有中原文化母体的“基因”，故与周文化存在较大的趋同性和可融性。秦人之非西北戎狄，已基本可以认定。 三、西垂地望及相关历史地理问题的探讨 大堡子山秦先公陵区的发现，无疑使西垂地望问题被突出起来。对于秦国文公迁汧以前的都邑，古文献言及西垂、犬丘、秦等地，学界的认识极其混乱。如问其在今日之地望，更是众说纷纭，言者各异，令一般人莫适所从。数年前笔者曾撰《秦人早期都邑考》B10一文，对此学术积案作过一番梳理和辨识。这里我想立足于大堡子山秦陵的发现，进一步阐述我对西垂地望及相关问题的看法，并对前文作些补充。 西垂和犬丘(又称西犬丘，乃针对位处今山东曹县境内亦名垂的古犬丘而言)本为一地，系西迁嬴人最早的中心居邑。所谓秦，乃西垂嬴人中以非子为首领的一支，在周王室主导下别宗而出的封地，其位置在今陕西宝鸡以西的汧渭之间。大约在秦仲时代，非子一族秦人离开了汧渭平原西迁至陇上，活动于今甘肃张家川、清水一带，并在那里站稳脚跟，壮大了国势，后世遂误视该地区为秦人的崛起地，从而掩盖了秦人在关陇地区发展迭宕起伏、几经演化的复杂性，并使最早的祖地西垂问题变得模糊起来。大堡子山秦先公陵区的发现，使人们耳目为之一新，关于秦人早期都邑的研究，理应翻开新的一页。 近代以来不少学者认为“西垂”不是具体地名，而是泛指西部边陲。但自汉至唐乃至清代的许多古史注释及地志著作，却视西垂为邑名，并指出它就是汉代的西县，位于今天水市西南方约120华里处[11]。汉代的西县，有史可查。《汉书·地理志》云：“西，《禹贡》 冢山，西汉所出，南入广汉白水，东南至江州入江，过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莽曰西治。”所言“西汉”实指西汉水。《史记·五帝本纪索隐》：“ 冢山在陇西西县，汉水所出也。”《水经·漾水注》言西汉水支流阳廉川，“东南流迳西县故城北。秦庄公伐西戎，破之，周宣王与其大略犬丘之地，为西垂大夫，亦西垂宫也，王莽之西治矣。”以上资料不仅给我们提供了汉代西县的方位和距离，而且还提供了当时著名的 冢山与西汉水以资参照，可以说已将西县位置大体划定了范围。然而由于西邑在东汉以后迅速衰落，渐被后世遗忘，其原址究在何处已岁久失考。近代以来，史著凡言及此邑时，大都含混地说在天水西南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墓的发现，为寻觅西垂古邑的确切地望带来了曙光。先秦王公贵族的墓地与其居邑相去不会太远。石兴邦先生曾说过：“秦人都城与陵墓的建筑是有机联系的，陵随都移，国都所在附近，即营陵寝，盖取死生相依之义[12]。”石先生是立足于春秋中后期及战国秦墓而立论的，但这也完全适合春秋早期乃至西周时的情况。因为时代越早，人们的宗族观念越强，墓地与居邑的联系越紧密，越不可能如后世那样有时远离都城百里之外去选寻“风水宝地”。下面让我们罗列古籍的载有秦公室陵墓与都邑之间的距离，以求找到一种可资参照的较为合理的数据： “秦宁(宪)公墓，在岐州陈仓西北三十七里秦陵山。”(《括地志》) “穆公冢，在岐州雍县东南二里。”(《括地志》) “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阳县西北一十四里。”(《括地志》) “(宣太后墓)在雍州新丰县南十四里也。”(《史记正义》) “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阳县西北十五里。”(《括地志》) “孝文王陵在雍州万年县东北二十五里。”(《史记正义》) “(庄襄王母)夏太后陵在万年县东南三十五里。”(《史记正义》) “秦庄襄王陵在雍州新丰县西南三十五里。”(《括地志》) “秦始皇陵在雍州新丰县西南十里。”(《括地志》) “秦胡亥陵在雍州万年县南三十四里。”(《括地志》) 此外，当代考古显示，秦公一号大墓位二陕西三原，距雍城15华里。 以上所言城邑，有的与墓主当年都邑的实际所在略有差距，古都邑实地距墓地还要近一些。总起来看，最远的距离也不过30余华里，而以十余里者居多。我们不妨据此假设，西垂古邑距大堡子山秦公陵墓，在10华里左右的范围之内。 大堡子山秦公陵墓处于今天水市的西南方，实距130余华里，东距汉魏时代著名的祁山约20华里。《史记·秦始皇本纪》后附《秦纪》言秦襄公、文公“葬西垂”，《秦本纪》又言文公“葬西山”，此西山当指西垂西面的山，也即今日的大堡子山。那么，西垂(也即汉代西县县治)必在大堡子山以东。西垂古邑后来之所以衰落，依笔者浅见，原因之一是被诸葛亮给“拔”掉了。《三国志·蜀志》载诸葛亮伐魏，建兴六年初出祁山，因前锋马谡丢失街亭而被迫撤兵还蜀，归途中“拔西县千余家”。诸葛亮出祁山，进与退走的都是塞峡，即古建安河谷。古建安河就是当今甘肃西和县境内由南向北注入西汉水的西和河。西邑必位于诸葛亮由祁山退回汉中的路线上。古代营建都邑，多选两条河流交汇地带，因此我们应把目光集中在古建安水与西汉水的合流处，即今礼县的永兴镇以及与之毗邻的西和县长道镇那一带。此地区东北距天水约120华里，西距大堡子山约10华里，又正处在诸葛亮退兵汉中的要道上，完全符合我们前面所分析的给西垂古邑标位的诸种条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有力的旁证：汉代西邑旁边还有个姊妹城曰戎丘。《后汉书·隗嚣传》载光武帝刘秀遣大将岑彭、吴汉围嚣于西邑，壅西谷水以灌之，情势非常紧迫。嚣将“王捷别在戎丘，登城呼汉军曰：‘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无二心!原诸军亟罢，请自杀以明之。’遂自刎颈死。”王捷能在戎丘城头向围西邑的汉军喊话，说明二城必相距甚近。在戎夏杂居的秦汉时代，盛行这种双城制，汉族与少数民族分城而居，别而治之。西邑与戎丘双城并立的形成，历时已久，这在《史记·秦本纪》中亦能找到线索。非子封于汧渭之间的秦地之后，仍居西垂的大骆一族被犬戎给灭亡了，西垂被犬戎所占，直到秦庄公时才又收复回来。是时西垂也即犬丘城肯定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并留居了一些被秦人征服了的戎族残部。故秦人又在其旁别建居邑，即《秦纪》所言宪公即位所居的“西新邑”[13]。此西新邑发展为秦汉时代之西县城，犬丘故城在其近旁，即后世所说的戎丘。先秦陇山以西的戎族，演化为汉以后的诸羌，故多居戎人的戎丘，后来称“羌道”。《汉书·百官表》云：“县有蛮夷谓之道”。羌道后来音变为长道，西魏始设长道县，隋代因之，方志明言，即汉之羌道。今日永兴、长道二镇比肩而立，余疑即古西邑与戎丘二城几经变迁后旧格局的遗迹。二镇一西一东，同处古建安水与西汉水的交汇地带，正是《水经注》所说的“南岈北岈之中，上下有二城相对”的形势。古建安水即今之西和河，是从永兴之西侧入西汉水的，它正是古籍中所说的“西谷水”。此水对永兴的威胁远大于西汉水。永兴至今水位甚高，每年夏季河水暴涨时，预防被西和河冲淹乃一大事。故当年岑彭、吴汉有壅西谷水困隗嚣于西城之举。 现在我们再来看方志的记载。乾隆29年刻印的《直隶秦州新志》，其“礼县”目下曰：“故州西南一村落，古为雍州，周为秦亭，秦为陇西郡，皆如州。秦置县，曰天嘉。”此志将秦亭和礼县混淆在一起是个错误；但它说“秦置县，曰天嘉”，却不宜漠然视之。该志随后又实事求是地解释说，谓秦置天嘉县，乃“归志云尔”，“由来称礼县为天嘉，或当别有据耶?”康熙26年修成的《巩昌府志》“礼县”目下曰：“郡西南一村落耳，在前古往往为郡县。秦曰天嘉，汉为汉阳，三国属蜀，诸葛出师履其地。”此志是以明代天启年间的稿本为基础撰修的，大约就是《直隶州新志》所说的：“旧志云尔”。由此我们了解，晚至明代，人们还隐约地知道礼县古有“天嘉”之称，并把它和秦人联系起来。这“天嘉”位处哪里呢?原来它正在我们上文所推论的那个可能性最大的古西邑标位点上。《巩昌府志》“古迹”目下云：“天嘉古郡，在礼县东四十里，秦武公所置。”光绪16年刻印的《礼县新志》叙述礼县沿革云：“旧称兰仓，莫考所自。秦为天嘉，汉为羌道、上禄、西县地，属陇西郡。”其“山河”目下云：“明礼店文州千户所，县东四十里，秦为天嘉郡，元为礼店文州，明初仍之，今有故城。”秦郡中无“天嘉”之名，即以县言，是否如《巩昌府志》所说为“秦武公所置”，今已无考。但天嘉之处位，方志却说得极明确：在礼县城东40华里。元代因此地“当蜀陇之冲，宜镇守，置蒙古千户，屯番戎，为礼店文州军民元帅府。”明洪武年间置“礼店千户所”。礼县崖城乡九泉山泰山庙遗址，有一方元代石碑，言礼店文州元帅府的高设置，称：“建帅阃于西汉阳天嘉川冲要”。此可证明清代方志所言不误，流经礼店的西汉水河谷平原，即称“天嘉川”。这个位于礼县城东40里，古称天嘉的“礼店”。正就是我们上文用很多篇幅申说的位于西和河与西汉水合流处的永兴镇。至今当地民众称永兴为“店子上”，称西起大堡子山，东至盐官(汉代之卤城)，长约30余华里的西汉水河谷为“店子川”。这条“店子川”乃一平阔的条状小盆地，土壤肥美，水源丰富，山川交错，形势险要。盛产井盐的古卤城扼控其东，临水而坡缓的大堡子山绵亘其西，易守难攻的祁山要塞雄踞其中。境内人烟稠密，宜农宜畜，自古至今为物产丰饶之地，确为古代部族立邑建邦的理想区域。 但截至目前，人们尚未在这片河谷盆地发现先秦古城遗址。我想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至今尚无人在这一地区展开过认真的考古调查；二是这一带水位甚高，西汉水河岸在不断上升，由于自然环境的变迁，古城遗址有可能已深埋于地下了。 与古西垂地望相关的，有个嘉陵和嘉陵江的问题。60年代笔者初至礼县工作时，曾为西汉水的名称困惑不已。这条水与汉水毫无关联，为什么叫它西汉水呢?后来仔细阅读了包括《水经注》在内的许多古代地理著作，特别是阅读了80年代出版的刘琳先生的《华阳国志校注》，才弄明白，原来今日南流入川的嘉陵江，在晋代以前并不入川，而是在今陕西省阳平关附近与汉水通连，至今尚能窥其古河道的遗存。嘉陵江的两条主要支流，一条是从甘肃省天水县南流纵贯徽县境内的永宁河，即《禹贡》所言“ 冢导漾，东流为汉”的古漾水；一条就是从天水县西南流经礼县，又东南经成、康二县界域而入陕西的汉水。这两条水一东一西，在晋代以前，事实上也就是汉水上游的两条主要支流。此即前、后《汉书》所说的东、西二汉水。它们都发源于 冢山(即今天水市南的齐寿山)，一源于东麓，一源于西麓， 冢山为其分水岭。民国年间修的《天水县志》也说：“由齐寿山而南出一支为 冢山”，“西汉水自西，永宁水自东出焉。”知此方能真正理解《山海经·西山经》为什么说：“ 冢之山，汉水出焉，而东南流注入沔。”此沔即今汉水上游之勉水。《水经注·漾水》综括诸书而肯定“东西两川，俱出?冢，而同为汉水者也”是正确的，所引《汉中记》云“ 冢以东，水皆东流； 冢以西，水皆西流”，正是当地之实况。 明白了汉水上游古代水系的这一重大变化，我们对于嘉陵江的名缘便会有新的认识。汉以前并无嘉陵江之名，今嘉陵江上游古称故道水，源于汉代陇西之氐道县，又称氐道水。此水汉魏时代规模较漾水为小，从属于漾水，并不被视为汉水上游的主要支脉，故《汉书·地理志》说：“东汉水受氐道水，一名沔，过江夏谓之夏水入江。”那么，嘉陵之名从何而来呢?原来古代西汉水即有嘉陵江之名。《元和郡县图志》“利州·绵谷县”目下即曰：“西汉水，一名嘉陵水。”《通典·州郡四》亦曰：“ 冢山，西汉水所出，今经嘉陵曰嘉陵江)。”《水经·漾水注》比以上二书更讲得早：它直接称西汉水为汉水，说汉水在流经今永兴川后，“又 (南入嘉陵道而为嘉陵水)。”据刘琳先生考证：“嘉陵道故城在今甘肃西和县西，临近西汉水，故称西汉水流经嘉陵道之一段为嘉陵水。”他还指出，将故道水合西汉水而称嘉陵江，始自北宋的《元丰九域志》[14]。所谓“嘉陵道”乃西汉建置，东汉即废。其命名“嘉陵”，依笔者之见，当与前述方志所言西垂地区秦时有“天嘉”之称有关。我在写《秦人早秦都邑考》时，认为“天嘉实乃西县故城之别称，可能是后世秦人对其先祖居地的一种纪念性命名。”现在我又有些新的想法。天嘉之称，缘于嘉陵。嘉陵之“陵”，即指秦先公西垂陵墓而言；而“嘉”字，余疑当另有来历。说来话长，但古文记载的线索却清晰可寻。《史记·赵世家》太史公曰：战国末年的赵悼襄王，废其嫡子嘉而改立嬖妾所生的迁。赵国亡于秦之后，流亡于代地的赵国贵族拥立嘉为代王。《秦始皇本纪》也言及此事，云：“赵公子嘉率其宗数百人之代，自立为代王，东与燕合兵，军上谷。”6年之后，秦又灭代，“虏代王嘉”。代王嘉的下落如何，正史未作交代，而唐代林宝所撰《元和姓纂》，宋代郑樵所撰《通志·氏族略》以及邓名世所撰《古今姓氏书辨证》，却提供了一条极重要的信息。它们说代王嘉降于秦，秦命嘉之子名公辅者主西戎，西戎怀之，号曰赵王。这一支赵人，即“世居陇西天水西县”。秦灭代后，让公子嘉的后代“主西戎”，居西县，这决不单纯是三代政治斗争中“废父兴子”传统的遗风，也是秦王朝的一种精心安排，反映了秦人对其祖地祖茔的重视。秦赵同祖，愈是古远的秦先公，与赵氏的族缘关系愈密切，愈亲近。公辅一族受秦命而远徙陇右西县，其任务显然是去看守嬴姓先祖之故都和陵墓，并主持定期的祭祀。公辅一族受此优待，公辅之父代王嘉必然与之同迁。按宗法制之余绪，这一族人必然尊嘉为宗主，嘉之名也必显闻于当地。是时王公之墓区早已开始称陵，代王嘉一族驻守秦先公之旧地，并主祭其陵墓，后世遂称该墓地为“嘉陵”。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大堡子山附近还发现有不少时代靠后的秦贵族墓，社会上散见许多从该地区流出的战国乃至汉代文物；而大堡子山陵区周围赵姓居民之众，亦可得到更充分的解释。 大堡子山秦先公墓地称为“嘉陵”，西汉水正从大堡子山脚下流过，故经过大堡子山之后的那段河水便被称作嘉陵江；又由于西汉水曾经是汉水上游的主要支流，故汇入故道水和漾水的整个一条河流便也被叫做嘉陵江。此名既定，后来西汉水反倒被视为嘉陵江的一条支流了。当然，这可能与后来西汉水的水量减少也有关系。 四、对其他相关问题的思考与审视 大堡子山秦先公西垂古陵的发现，除了在上述几个大方面集中显示其学术价值外，还在若干具体问题上开拓了我们的视野，启发我们从新的角度进行思考。下面我略举数例： (一)青铜器铭文问题 商、周青铜器凡具记叙性铭文者，不论长短，申明作器者与所作器，是一项主体性内容。长篇大论的铭文，只不过是在叙述作器原由时借题发挥，或夸自身功德，或扬先祖荣耀罢了。而一般短铭多简练地说明器主与器名。大堡子山秦西陵所出青铜器，据传闻长铭者有多件，甚至有过百字者；但未曾目睹，流言难凭。仅就目前已知之铭言，皆为一句话的短铭。铭虽短，却有值得注意的几点：(1)作、铸并用。全文记器主与所造器时，绝大部分谓词用“作”字，极少用“铸”字，而作、铸并用者尤为罕见。据王辉先生说，“作铸”亦见于1978年陕西陇县边家庄出土的卜淦囗高戈铭，该戈时代亦在秦文公前后。笔者孤陋寡闻，所知传世器中大约只有仲子平钟、哀或叔鼎、栾书缶等数器，铭中作、铸并用。而已知秦公十二器中有八器作铸并用，甘肃省博物馆还藏有大堡子山秦西陵所出多件鼎、簋含铭的残片，铭中也是作、铸并用。这能否视为早期秦器的一个特征?(2)秦字写法。许慎《说文》云：“秦，伯益之后所封国。地宜禾，从禾舂省。一曰秦，禾名。”籀文、小篆秦之字形均如许氏所说为舂省，上部双手持杵，杵下无“臼”，下部为双禾。全文中几乎所有秦字亦皆如此，只有恭王时的《师酉簋铭》秦字未省臼形，但臼字上下皆开口，其形不全。故不少学者不怎么相信许慎的“舂省”说，如林义光即认为秦字本义与舂无关，乃“获禾”。郭沫若认为秦字本义为“束禾”。上博所藏秦西陵所出有铭六器中，有四器秦字未省臼，充分证明了许慎“舂省”说的正确。(3)礼器刻铭。春秋以前的王公大墓所出青铜器一般均为铸铭。上博所收秦器毫无疑问为铸铭，而甘肃所收秦公鼎及其他有铭残片，经笔者仔细观察，很可能是刻铭。结合部分青铜器制作较为粗糙的情况分析，可知当时秦人的青铜工艺水平不太高，对礼器精美度的要求也欠严格。也可能由于其他因素，如墓主突然死亡，仓猝入葬，来不及精工细作等。 (二)墓主问题 关于大堡子山秦西垂古陵究系何公之墓葬的问题，学界有较多的人给予关注。开始只围绕李学勤先生所介绍的出现在纽约的一对秦公壶器主是谁进行讨论。李学勤先生认为可能是庄公，[16]陈昭容女士认为可能是文公，[16]白光琦先生认为是襄、文二世中的一位[17]，韩伟先生开始将大堡子山墓地实况与器物特色结合起来考察，认为该墓地有两个秦公陵园，应为秦仲与庄公之墓B18，李朝远先生立足于对上博新收秦器的研究，判断大堡子山两座大墓主人应为襄公、文公[19]。由于墓地形制等确凿考古资料至今未正式公布，陈平先生对大堡子山秦陵究系一公之墓还是两公之墓，尚持慎重态度。他认为如系一墓当是文公，如系二墓当是文公和宪公[20]。 《史记》述秦之称公，或名，或号，或谥，用语严格，断限分明。秦君称公自庄公始。如承认司马迁对早期秦史的记叙为有据可信，则应秦仲既不可能称公，亦不可能葬于礼县之大堡子山。这一点，陈平先生所言甚是：“秦仲时非子一系秦人的活动中心当在甘肃天水东北方之清水秦邑。秦仲为西戎所杀时，其族之大本营仍在清水秦邑；而地处礼县之西垂当时正被灭犬丘大骆之族的西戎所占。故秦仲死后归葬地必在清水秦邑，而决不可能在已陷戎手的礼县西垂[21]。”至于宪公，其葬地本有歧说。《秦本纪》说文公、宪公死后均葬西山，而《秦始皇本纪》后附《秦纪》却说文公葬西垂，宪公葬衙。汉唐诸儒对此歧说已有异议，是非难定。而且，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从大堡子山秦陵所出青铜器的形制、纹饰和铭文看，如定在宪公时代似嫌偏晚。故我在本文第一部分曾说，在秦人先祖中，有资格称“公”并有明确记载葬于西垂的，只有庄、襄、文三世。JP 现已肯定，大堡子山陵区至少有两座秦公墓，而出土青铜器又明显具有两种风格，并能略辨时间早晚的差异。笔者认为，墓主为襄文二公的可能性大一些。因为襄、文二公的死年相去整整半个世纪，这段时间足以显示出青铜工艺水平及纹饰风格的变化。制作较为粗糙，使用刻铭显然乃临时铸作之明器者，应属襄公。襄公被封为诸侯，是时秦人之青铜制作技艺尚处向周人学习的阶段，水平较差；襄公又死于军旅，具有突然性，来不及对葬丧作充分准备。因此，其随葬礼器不可能十分精美。而文公则不同，是时秦人已彻底打败西戎，控制关中。文公在位50年，他迁汧拓域，承周人之基业；建立史官制度，强化刑法威力，完善了国家统治体制。我们从记叙其东猎汧原实况的《石鼓文》中可领略秦国公室的华盛气象。总之，那是一个秦人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均获迅猛发展的时代。因此，文公墓葬的规格与随葬品的丰富程度、精美程度，肯定非襄公时所能达到。当前这个问题文博界正在展开讨论，希望能有新的考古发现帮助我们最终得到正确的答案。 (三)金器原料来源问题 大堡子山秦先公西陵出土了许多金制品，除了本文前面论述过的各种金饰片外，韩伟先生还在巴黎见到与金饰片同出的两件金虎，长41、高16、腹宽3至4厘米，系由10段不同形状的金片在木芯上铆接套钉而成[22]。此陵大量使用黄金的现象引人瞩目，因为在同时代其它文化的墓葬中，出土金质品极少。我们前面强调过，秦人以周人为师，秦文化受周文化影响的深度，乃学界所公认。但在泾渭流域的西周墓葬中很少发现金器。周原地区出土铜器的墓葬和窖藏约百座，但无金器出土；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葬出土了那么多精美珍贵的葬品，其中却没有一件是金质品。人们不禁要问：大堡子山秦西陵所出金器，原料来自何处?是否为当地所产? 从今天的矿产分布及开采情况看，西汉水流域的礼县、西和地区乃至范围更广些的白龙江域内，是产黄金的，而且是比较易于发现和开采的沙金。但在两千八百年前的西周晚期，这一地区是否存在黄金冶炼业?目前却没有答案。我们只知道秦代西垂曾是一处重要的武器铸作中心，存世兵器中署铭“西工”的为数不少。“西”和秦人后来的都邑栎阳、雍、咸阳等地一样，是秦中央武库兵器的提供地。在新出土的秦封泥中，有一枚“西采金印”，论者以为印主“当为西县掌冶金(铜)之官”[23]。也有人认为乃“主冶铁的部门”[24]。愚意此封印之“金”字含义值得斟酌。是时铁、铜、金已有明确界分，封泥中另有“齐采铁印”、“楚采铜”、“楚采铜丞”、“临淄采铁”等印，铜铁二字表义已经通行。故“西采金印”之金字，也有可能是指黄金。如果这一推测成立，则大堡子山秦西陵所出金制品，就地取材的可能性就不宜排除。当然，这问题的彻底解决，一靠今后当地考古发掘提供新的物证，二靠现代化科技的帮助。严格的金属化学分析有助于我们找到正确答案，因为某一地区的黄金所含微量元素的成分和比例是各有特色的。这将是文物检测与保护部门的一项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韩伟先生认为甘肃东部古秦地不产黄金，推测大堡子山秦陵所出金器原料来自外地。他说：“这些黄金很可能来自黄金产地的河西走廊或阿尔秦地区。[25]”韩先生不了解礼县、西和地区产沙金的实况，但他以多年研究古代金制品的经验，指出西垂陵墓黄金来源可能之一途，还是很值得重视的。此外，我想如果西垂秦陵的黄金确非当地所产，则四川也是可能性较大的一个来源。西汉水流域自古就是甘、陕通往巴蜀的要道，秦文化与巴蜀文化的交流也早已为考古学所证实。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也出土了不少金制品，而且时代要比大堡子山秦陵早得多，二者对黄金的使用，是否存在着同源关系? (四)秦人与塞族的关系问题 在甘肃省博物馆因经费短缺而未能征集入藏的大堡子山秦陵出土物中，有一件两面线雕的骨片。骨片呈鞋舌形，长约12厘米，宽端为外突圆弧，约7厘米，窄端较平，约4厘米。所雕图像为骑猎场景，人物高鼻巨目，多有圈腮胡，浓密的长发披至颈部后外翻上卷。身着腕部收紧而胁部宽肥的上衣，衣长至大腿根部，细腰束带，足着靴。骑马弯弓，正在追射虎、鹿及一种善奔的蹄类动物。其构图技法与人物形象，均与华夏风格截然不同，使人联想到中亚的塞族人。后来甘博又征集到一件据传亦出土于天水地区的骨筒，高7.6、径4.6厘米，一端平齐，一端斜削，筒面刻武士射猎图。人物形象与上述骨片所雕者不同，但线雕技艺风格却极其相似，尤其是那流畅鲜明、动感很强的图像轮廓内填以细密斜线的表现手法，堪称是一脉相承。骨管的时代要晚一些，但亦为秦人域内所出。这些骨雕不仅同大堡子山秦陵内涵的文化风貌全然不同，也与后来的秦文化找不到血缘关系，故可设想它们是秦人和域外文化交流之所得，而且极有可能来自塞族。此外，秦人大量使用黄金饰品的现象，也可能是受了塞族的影响。我们知道，塞族人有喜爱黄金的传统。原苏联考古学家在克里米亚半岛发掘的一座贵族墓葬，曾出金器1300余件，其中有大量金饰片。在已知的许多塞族墓葬中，随葬金质品的比例相当之高。塞族人把黄金看得很神圣，王室每年为它举行典礼。如前所述，秦人是周文化的追随者，但西周墓葬中却很少出现黄金。秦人的喜用黄金，当是从塞族人那里学来的。西周、春秋之交时期的秦人与塞人有某些交往，在文化和习俗上存在相互影响，这种推测符合世界史范围的民族流徙大势，并非毫无道理。不少民族学家曾指出这一点，如易谋远先生即说：“从世界史范围看，在公元前七世纪末发生了一次以吉尔吉斯草原为核心的波及欧亚草原的民族大迁徙浪潮。塞(ｓａｋ)人，《汉书·西域传》、《张骞传》称为‘塞种’，即西史所见‘ｓａｋā’，佛教所谓‘释种’者，它的直接祖先——西方的安德诺罗文化系统，向东曾直达我国的西北边境。而我国北部和西北部地区与中亚地区同属于干燥草原地区，宜于放牧，因而相互间联系密切。故至迟在春秋以前塞人已到达河西走廊地区，同居于河西昆仑的昆夷发生接触。部分昆夷被迫南迁四川，就可能与这次世界性的移民大浪潮有关。”[27]种种迹象表明，西周后期塞族的影响事实上已伸展至陇山东西，波及泾渭流域了。位处甘、陕、川交通要冲的秦人，与东移之风正盛的塞人，发生接触与交往，亦乃情理中事。 (五)圆顶山墓区的性质问题 1998年由礼县博物馆主持发掘的永兴乡西南境赵坪村圆顶山墓地，具体情况与所出器物至今尚未公开披露。有些新闻媒体未作深入考察，误将该墓区与大堡子山秦公陵园混为一谈，应予澄清。首先，二者非处一地。大堡子山濒临西汉水北岸，靠近文家村；而圆顶山位处西汉水之南，与河岸尚有一段距离，靠近赵坪、龙槐二村。两处墓地虽隔河相望，但相去约有六七华里之遥。其次，大堡子山陵区有目字形、中字形大墓和长达百余米的车马坑，所出青铜器中有铭可确证为秦公葬品者，目前已知至少有十余器。而圆顶山墓区多为中、小型墓葬，已发掘的最大一座出七鼎六簋，但均无铭文，决非秦公之墓。再次，大堡子山陵区所出器物具有明确的时代特征，学者们一致公认其时限不出西周晚至春秋早期的范围。而圆顶山墓地情况则较复杂。据笔者所见出土青铜器形制、纹饰的显示，以及所闻参与发掘同志的口头介绍，初步印象是该墓地时代尚难贸然断定。所出尽管不乏春秋早期的器物，但有的可能晚至战国。如出土物中有三把镶嵌绿松石的铜柄铁剑，长达70公分左右，还出有环首刀，均含晚于春秋时代的因素。甘肃省博物馆1995年新入藏一件出土于该墓区的铜格铁铍(铍身残长约60公分，柄已断佚)，铜格为长三角锯齿形，应为战国器物。礼县博物馆还藏有一件1979年出于该地区的四钮子口盖铜壶、壶身通体饰蟠虺纹和变形兽面纹，制作精美，纹饰华丽，为典型的战国时器。总之，圆顶山墓区时代，至少其下限要比大堡子山陵区晚得多。 前文言及，圆顶山墓区的性质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所出器物中，有一些颇具晋器的风格，这很令人困惑。如上面说到的微型多辐条四轮铜车，车箱四角扉棱饰有四只卧虎，车箱盖饰以鸟、熊等动物，还有一个(惜其首已佚)。这使我们不由想起山西闻喜晋墓所出的刖人守囿挽车。该车亦为微型葬品，亦无辕，亦有人，车箱四角亦各饰卧虎，箱盖上亦饰鸟兽等动物。不同的是该车有大、小六轮，制作更为精美。但从铸作意向和总体风格看，二者显然有承袭关系。 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上文述嘉陵江名缘，曾提到公子嘉的事。我想，圆顶山墓区很可能就是战国末年受秦始皇之命，从晋地迁至西垂地区的原赵国王室公子嘉一族的墓地[27]。他们的墓地必与秦先公陵园分处两地，但二者距离又不可能相去太远。如果这一推测成立的话，则仅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秦人国都春秋早期即已东移关中的背景下，西汉水中游地区还经常出土晚至战国乃至西汉时的精美器物；更能解释为什么圆顶山墓地所出青铜器中，有些显示了鲜明的晋器风格——那是公子嘉一族从其故地带至西垂的赵国公室旧器。我们期待着圆顶山墓区发掘资料的正式公布，以便检验上述推测的合理程度。 [1]李朝远：《上海博物馆新获秦公器研究》，载《上海博物馆(集刊)》第7期。 [2]此四鼎出土后，不法分子为便于偷运出境而将之砸成碎片，被西和县公安局追缴，移交文物主管部门。其中二鼎经中国历史博物馆修复，曾在1997年北京“全国考古新发现精品展”展出。 [3]李学勤、艾兰：《最新出现的秦公壶》，载《中国文物报》1994年10月30日第3版。 [4]《史记志疑》卷4。 [5]《史记·封禅书》集解与索隐。 [6]这套编钟为礼县公安局侦破盗墓案件的查获品，后移交文博部门，现在甘肃省博物馆展出。 [7]韩伟：《论甘肃礼县出土的秦金箔饰件》载《文物》1995年第6期。 [8]同[7]。 [9]熊铁基：《秦人早期历史的两个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 [10]载《陇右文博》1996年创刊号。 [11]有书上说是约90华里处，这可能与历史上天水县治的变迁有关。据天水方志载，今天水市西南数十华里处有天水故城。 [12]石兴邦：《秦代都城和陵墓的建制及其相关的历史意义》，载《秦文化论丛》第一辑第125页。 [13]虽然秦文公时即已迁汧，但从其死后归葬西垂的情况看，当时秦人的政治中心并未完全转移至陇山以东，其对祖邑西垂仍极重视。文公在位时间很长，宪公作为世子，很可能留守西垂，并在西新邑即位。故在即位后第二年，便徙居平阳，开始到关中理政。 [14]《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165页。 [16]同注[3]。 [16]《谈新出秦公壶的时代》，载《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4期。 [17]《秦公壶应为东周初期器》，载《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4期。 [18]同注[7]。 [19]同注[1]。 [20]《浅谈礼县秦公墓地遗存与相关问题》，载《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5期。 [21]同[20]。 [22]同[7]。 [23]周晓陆等：《西安出土秦封泥补读》，载《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2期。 [24]任隆：《秦封泥官印考》，载《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7年第3期。 [25]同[7]。 [26]易谋远：《论彝族起源的主源是以黄帝为始祖的早期蜀人》，载《民族研究》1998年第2期。 [27]详论见拙文《大堡子山秦西陵墓主及其他》，载《陇右文博》1999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