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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469—399BC）与孔子（551—479BC）分别是古代西方与东方思想史上最有名望、最有声誉的代表人物之一。千百年来他们的名字一直为人们所铭记，他们的品格一直为人们所称道，他们的思想一直闪耀在历史的星空中。尽管他们分处地理的两极，但是他们的思想却有着众多的共通之处。 苏格拉底与孔子都热衷于政治，他们的一生都在谈论哲学、道德和政治问题中度过。苏格拉底曾当选过雅典议事会的成员，参与审理过轰动一时的雅典将军案件；在“三十僭主统治”时期勇敢地反对过里底亚的暴政。孔子年轻时也曾担任过鲁国的中都宰、大司寇等职，并且政绩卓著。两位现实政治的积极参与者都对政治问题抱有自己的理解看法。 苏格拉底认为政治是伦理性的，同时伦理也是政治性的。人世间至高至大的美德是政治美德。政治美德既是一种知识也是一种艺术。正是借助这种管理艺术，人们才能成为优秀的政治家、首长、家长，而对自己和国家的其他公民都有益处。同时，这种至高至大的美德在人们的私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都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在这两种情况下都要根据这种艺术和知识来管理相应的事务。一个好主人或好管家的本领类似一个好统治者的本领，而且前者能够轻而易举地从事后者的工作。苏格拉底曾对一个名叫尼各马希代斯的人说，“管理私事与管理公事只是量上的区别。在其它方面，二者完全相同。所以，你不应该轻视善于管理家务的人。”（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Ⅲ，Ⅳ，12） 苏格拉底还指出，雅典有一万多个家庭；如果连一个家庭都料理不好，那么又怎么可能管理好这一万个家庭呢？具备有关事务的相应知识和处世本领的人，必将是一个优秀的首长，而不管他是管理家庭还是管理军队或国家。 孔子也是一个伦理政治的提倡者。在《论语•为政》中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他认为治理国家应当以道德来感化人民，只有这样人民才会前来归附，好象满天星斗都环绕北斗运行一样。同时治理国家的人本身也必须是一些道德高尚的正人君子。《论语•子路》中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国家只有在道德模范达到治理下才会井井有条，百姓们才会见贤思齐乐于从命。而且孔子还认为想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正人君子们只有从“齐家”开始才能获取管理经验，进而才可以治理国家平定天下，是之为“齐家、治国、平天下”。 苏格拉底认为城邦的富庶安康来源于良好秩序的建立，而良好秩序的建立则基于法律的严格实行；生活于雅典城邦的任何公民都必须毫无保留地遵守城邦的法律，因为法律即是正义。他曾经对希皮阿斯说过，“你知道吗？如果不是拉开代莫尼人卢库格斯在斯巴达建立了牢固的守法精神，那么他就绝不会使斯巴达凌驾于其它国家之上。在各个国家中，那些好的统治者总是把对法律的服从看作公民的最大义务。那些拥有最守法的人民的城邦，在和平时期生活得最幸福，在战争时期最强大。”（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Ⅳ，Ⅳ，15）在此苏格拉底所信奉的“法律至上”原则千百年来一直被西方思想家奉为圭臬。 而此时东方的孔子同样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面对变乱纷争的社会现实，孔子提出用“礼”这一行为规范来建立新的统治秩序。当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说为政之道在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要遵守一定的法度，按照一定的礼节行事。在家里作儿子的应当为父亲尽孝，在社稷作臣子的应当为国君尽忠。如果人人都能够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各安其所，各司其职，凡事不逾规矩，那么国家就能长治久安，百姓们就可以安居乐业。 在个人生活方面，苏格拉底和孔子都主张清心寡欲安贫乐道。有一次智者安提丰试图嘲弄苏格拉底，他对苏格拉底说：“你所过的生活连一个奴隶都赶不上；你吃喝的饮食是最粗陋的，你穿着衣服是最褴褛不堪的，甚至一年到头都是同一件衣裳，你从来就没有穿过袜子和长衫。”（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Ⅰ，Ⅵ，2）而苏格拉底却反驳道，“能够一无所求才是象神仙一样，所需求的愈少也就会愈接近神仙。”并且说勤俭的人比纵欲的人更容易自我改进，更容易向国家尽忠职守，更容易感受幸福；相反，只有愚蠢的庸人才会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 孔子也曾对他的学生讲，“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一生中曾经钟鸣鼎食享受过万斗俸禄，也曾颠沛流离被困于陈蔡，因此轻裘宝马荣华富贵对饱经人世沧桑的孔子来说都是身外之物，所以他曾力赞生活俭朴的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