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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与评注 研究先是读书。《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本书，英译本选择上，简明晓畅符合现代语言习惯的，首推华纳本（Rex Warner，1954），这也是国内第一个中译本的依据（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在现有中译本里也最为流畅）。讲究字句对应，务求曲尽原文的，史密斯本（Charles F. Smith，Leob,1919）可为翘楚。语言精炼传神，且早已列为经典的，则数克劳利本（Richard Crawley，1874），刚好我们也有相应中译本（徐松岩译，上海世纪出版公司，2012年）。克劳利本更有突出优点是，演讲辞精炼华美，铿锵有力，至今未遇敌手；并且这个译本被重新制作（The Landmark Thucydides，Free Press，1996），除有词句、注释、页边年代与书后附录等改进或增录，最为独一无二的是配有大量精细地图，几乎全书中出现的每一个地名都可以找到对应位置，这对于清楚抓住整个战争过程，再合适不过了。以上译本，对于初读全书的人应该够用。 此外另一名声很大，且是现代西方语言第一个完整译本的，出自政治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1629），有新校订本可用（David Grene ed.，1959），但在此并不推荐初期使用，近四百年前的英语不易读懂，对于深入研究才是不可缺少的参考。另有几种新译可供选译，比如拉铁摩本（Steven Lattimore，1998）、哈蒙德本（Martin Hammond，2009）以及迈诺特本（Jeremy Mynott，2013）。就英译本而言，虽未尽举，以上数种已当绰绰有余。 若有人远不满足于此，则可进一步研习古希腊文，求之于牛津古典文本（Historiae，H. S. Jones ed.，Oxford Classical Texts，1942）以及最可参考的两种评注：葛默（A.W. Gomme）等人相继编著的五卷本《修昔底德历史评注》（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1945—1981），重于史实考辨；霍恩布勒尔（S. Hornblower）独著三卷本《修昔底德评注》（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1991—2008），则兼顾文本与史实的讨论，每涉重要问题，则精要述评既有研究，可谓集成之作。此外还有数种对单卷或若干卷的评注，为简便计，恕不尽举。 历史与书写 修昔底德虽然远不限于，但首先是一位历史学家，历史研究是探讨修昔底德的基础。打开文本，首先就碰到一个历史编撰学（Historiography）的问题，他的写作属于哪一类？一方面史学史上，修昔底德以客观研究闻名，直到现代史家兰克依然对其称道备至。但另一方面，书中又有大量战争现场描述，尤其通篇的辩论或演说讲辞，这些是不是文艺式的再创作？书中虽以编年纪事，冬夏交替，但详略与次序显然经过精心安排，比如，一方面他说雅典每年年末都有公共葬礼，但他只记载了战争第一年的这一次，以及伯里克利那篇演讲辞，之后历次则一概忽略；他又说城邦党争遍及希腊，但他只对科西拉（Corcyra）这一次详细记载，并作长篇评说。更不必说作者讲述雅典人西西里远征的两卷书，笔调恢宏而悲凉，几乎就是充满政治与历史意味的巨幅油画。显然，全书不符合现代任何一种历史著作体裁，既不“完整”，也不“客观”，最好的评价是说它介于科学与艺术之间，更极端的否定则说它陷入严重的偏见与武断，深深笼罩于神话与悲剧的影响之下（典型代表如康福德[F. M. Cornford]《修昔底德——历史与神话之间》[Thucydides Mythistoricus，1907]，有中译本，此书直到今天仍享有不小名声，不妨一观）。 霍布斯早就注意到修昔底德的史笔与众不同，在译序中除了推崇其史学成就至高无匹，还特别指出他的书写方法与众不同：其他史家也会有真知灼见，但往往直陈于纸面，读者“听讲”便可；修昔底德则似乎只是站在一侧重现历史，罕有“旁白”，但与此同时，读者却被“请进”事件现场，公民辩论、街谈巷议、盟邦叛乱或决战现场等等，顺着修昔底德的指引，逐一观察而得出自己的判断。换句话说，如果其他史书是一本静止的教材，那么他的书则是一场能动的教育与历练，所获得的将是政治行动者的洞见，对应于书中场景来说，那就是写给将军与政治家看的。 要论客观，那他的书当然是但却不仅仅是客观研究，而是研究之后的生动讲述。不妨类比说，客观研究的成果，是发掘出某一段真实历史的“巨石”，虽则客观，但浑然莫辨；出色史家则能在这块巨石之上，描画出若干生动影像与重大事件；但修昔底德则目光锐利，手持刻刀，乱石纷纷之余，呈现于世人的是一件巨幅历史石雕——坚硬而突出的历史事实，以及事实所讲述的深刻政治意味。 现代学界在历史编撰学方面的争论素来兴盛，在此简举三例。一是约翰·芬利（John H. Finley，注意不要与另一位著名古代史学专家摩西·芬利[Moses I. Finley]混淆），其著作《修昔底德》（Thucydides，1942）与续作《再论修昔底德三篇》（Three Essays on Thucydides，1967），某种意义上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既承接现代早期修昔底德研究者的主要论题与成就，同时又有重要研究推进，深深启迪了当代学者。第二位是法国学者罗米莉（Jacqueline de Romilly），其论著《修昔底德的历史与理性》（Histoire et raison chez Thucydide，1956；英译本则为The Mind of Thucydides，2012），深受芬利启迪，在核心观点上强调，修昔底德之书既是一部基于理性研究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极具写作艺术的论著，它所尝试提供的教益并非完全直述于文字，而是隐含于他对不同事件的详略处理与精心章节安排，以及充满修辞乃至审美的文字书写。该书一出，即引领一时风潮，甚至直到今天。第三位代表可举霍恩布勒尔（S. Hornblower），在前文已举大型评注外，另有《修昔底德》（Thucydides，1987）一书，仔细论辨修昔底德书写中的演讲辞、证据使用与论证、观点的表达方式等等，卓然大家之作，不容错过。以上三位学者论著可堪代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