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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问题研究 修昔底德宣称他的书，非为愉悦时人而作，而是要成为一项“永久财富”，对于探寻这项财富，以上文本阅读与历史编撰学都只是预备，而实际的探宝之旅——修昔底德所谓借以确切知晓“过去之事”即所书写的这段战争历史，并能清楚判断人类还将一再出现的类似之事——则要进一步依赖于历史问题研究、国际政治研究与政治哲学研究。可以说，从历史问题研究开始，修昔底德真正激动人心的时刻就一步步到来。 既有研究可举四例。一是前文已提及的法国学者罗米莉，在此可举她的《修昔底德与雅典帝国主义》（Thucydides and Athenian Imperialism，1963；法语原版，1947）。作者基于深厚学养，同时在历史编撰学、历史问题研究，甚至包括政治哲学三个层面上，综合处理了修昔底德在思想维度上与雅典帝国的复杂关系。该书近乎“终结”式地解决了德国学者自19世纪以来反复争论的所谓“修昔底德成书问题”（Die Compositionsfrage），经综合论证后提出，修昔底德在前期可能是在分段写作与整理资料，但在战争于公元前404年结束之后，他就获得一个明确判断整场战争的时间基点，从而能更清晰更精确表述此前对战争各个关键问题的理解与判断，但他的思想总体上是坚实的，理性的，前后一贯的，全书应当被看作是完整一体的；基于这一结论，作者认为修昔底德对于雅典帝国主义的看法在全书是统一的，并且对于笔下的历史人物，修昔底德以底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为政治家的理想型，并几乎完全认同伯里克利（Pericles）在雅典帝国身上奉行的理想与政策。也许我们并不全部认同作者把修昔底德等同于伯里克利的雅典帝国主义，但全书论证详实，无疑非常有助于我们深入阅读理解修昔底德。当然全书通篇大量引用古希腊文，读者若有一定语言基础或者精通，阅读中就会更为流畅愉悦。 其次可举卡根（Donald Kagan）及其四卷本“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1969； 2. The Archidamian War，1974； 3. The Peace of Nicias and the Sicilian Expedition，1981； 4. The Fall of the Athenian Empire，1987），探讨论证与史实重述合二为一，非常值得一读。其中第一本最为引人注目（有中译本《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全书都在与修昔底德争论，何为这次战争的真正原因，以及这场战争是否真的不可避免，他的观点集中来讲就是，在修昔底德所述公元前431年—404年这场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还有更早的“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61年—445年）”，其终结就是雅典与斯巴达双方于公元前446年达成一项三十年和约，斯巴达据有陆地，而雅典占取海洋，双方达至平衡而为和平奠定基础；其后的公元前445年—431年，雅典并未寻求大规模扩张，双方平衡没有实质改变，和平仍可持续，战争绝非不可避免；真正引起纠纷导致最终打破平衡的，不是雅典或斯巴达任何一方，反倒是那些具体原因，比如科西拉、科林斯、麦加拉（Megara）等城邦的相关系列事件，修昔底德所谓“根本原因”在此并不存在。可以说，卡根与修昔底德的这一场争论，很值得讨论。 在此对卡根本人不妨加注一笔“外史”，他在这四卷本的扉页上反复题献给他“最棒的儿子”鲍勃，这也就是颇得大名的，广泛活跃于美国政界、智库与媒体专栏的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同时被题献的另一位，亦即这位罗伯特的兄弟弗雷德里克（Frederick Kagan），曾是美国西点军校的军事史教授，现供职于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在美国，基础学术与当前政治之关系，由此也可见一斑。 第三位要举出的是历史学家圣科瓦（G. E. M. de Ste. Croix），在修昔底德研究上也以探讨战争的原因而著名，代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1972）以修昔底德为最可靠的史实来源，反驳所谓这场战争的挑起者是雅典的流行看法，严密论证认为斯巴达才是这场战争的挑起者，重要论据之一就是，修昔底德明确记载，斯巴达人自己就认为没有遵守和约，没有接受雅典提出的仲裁来处理纠纷，相反投票决议发起战争，并最终因为派娄斯（Pylos）之祸而自责不已。圣科瓦身上左派史学特征鲜明，他也以研究希腊民主与阶级问题而闻名。 最后一位想举出的学者是卡莱特（Lisa Kallet），代表作是前后篇的《金钱、耗费与海军：修昔底德历史前五卷研究》（Money，Expense，and Naval Power in Thucydides’ History 1—5.24，1993）与《修昔底德笔下的金钱与权力腐败》（Money and Corrosion of Power in Thucydides: The Sicilian Expedition and Its Aftermath，2001）。在此列为第四位，与其说是因为作品的突出学术地位，不如说是因为论题与研究方式的稀缺。现代学者一直批评修昔底德在战争与政治之外，少有关注财政等经济史实与数据，而这种缺失对于现代政治研究来讲难以想象且不可接受；同时新近出土辨认出的铭文上，载有许多雅典帝国财政数据，与修昔底德史书不合，或为史书所缺，如古代经济史名家摩西·芬利就批评这是“惊人的缺失”。卡莱特这两本书开宗明义，要仔细考辩书中的数据问题，为修昔底德正名。 当然历史研究类作品远不止此，事实上其数量在修昔底德研究中也最多，读者不妨借助书中引注与索引自行前进。 (责任编辑：admin) |